论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及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古希腊悲剧精神形成溯源
对于古希腊式悲剧精神的诞生根源和产生土壤，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去探寻。古希腊人生活在海洋流域，浩淼无边的茫茫大海中“没有彼岸”和看不到彼岸，或者说无法回归的渔猎生活的现实造就了古希腊人的海洋文明。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古希腊人创造了悲剧历史发展中的三种悲剧类型：由于无法挽回和无法改变的神定的因素或者主体的“小过失造成大悲剧”的命运悲剧、由于人物自身性格原因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性格悲剧、以及由于人本身的降生是无来由的和人的生存环境是人所无法选择的所造成的生存悲剧。悲剧最早来自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祭祀活动，而酒神崇拜涉及到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生，死亡。再生。这本身就是人类渴求生存，抗拒死亡的意志表现。是人类对于生存状态的抗争，是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肯定和终极关怀。这种悲剧精神渗透在古希腊人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出现了众多的悲剧作家。这些悲剧作家以他们的悲剧意识和人性关怀创作了一系列隽永深刻的悲剧作品，尤其以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为代表。悲剧的本质是矛盾冲突，没有了矛盾冲突。悲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古希腊悲剧通常表现出一种抗争，如普罗米修斯对神旨的违逆、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美狄亚对丈夫的报复等。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但由于他的斗争是朝向一种正义的目标，显示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战胜还要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这就成了悲剧人物最终必然走向悲壮命运的悲剧美的来源。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和战斗的过程远远超越了结果，是永恒的人类精神的映射。正是在与这种类似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的斗争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因此在欣赏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产生恐惧、悲伤等强烈的痛感的同时，更会感到怜悯和同情，如此强烈又复杂情绪强烈地刺激着欣赏者的感官，使读者悲伤之后得到更强的顿悟和重获新生的愉悦之感。
综上所述，悲剧意识的渗透对文学作品的深层影响正如朱光潜所说，“一个人一旦遇到极大的不幸，就不会再以自我为中心，他会去沉思整个人类的苦难。而认为自己的不幸遭遇不过是普通的痛苦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会觉得整个人类都注定了要受苦，他自己不过是落进那无边无际的苦海中的又一滴水而已。整个宇宙的道德秩序似乎出了毛病，他天性中要求完美和幸福的愿望使他对此深感惋惜。正是这种惋惜感在悲剧怜悯这种感情中占了主要地位。”因此“悲剧意识为文学和艺术提供了人类学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式的悲剧意识一方面把人类、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这种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另一方面，悲剧意识又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弥合起来，这种弥合意味着对挑战的应战。可以说，在西方悲剧理论影响下的深度创作是20世纪初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与社会危机时现当代作家普遍拥有的创作自觉和心态，也正是这样一种富有张力和强烈生命感的深层表现，使得现当代的文学创作能以冷峻的眼光审视现实，同时也使其具有更深度的表现力。
纵观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大团圆式的优美结构充满了读者的视野，无论是包公戏中的善恶、忠奸分明，还是戏剧中的窦蛾恨终得雪怨总得偿，都充斥着农耕文明下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因果循环和“善恶有报”的理想和期待，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对人生进行思考的悲剧意识的萌芽，但总体上还是被包裹在“大团圆”的外壳之下。在西方悲剧理论真正渗入中国的创作之后，真正有意识的悲剧创作才成为可能，若干具有悲剧性宏大结构和巨大魅力的文学作品才开始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与此同时一些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呈现出了它们独特的由痛到快，先痛后快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再囿于特定文学视角，而更多的渗透了美学理论，从而达到对具体的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深层解读。
二、古希美学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来说，和谐的、优美的、主旋律的、平衡的、静谧的、对称的特征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核心和主题。而到了近代，尤其是伴随着五六十年代美学理论传入中国，古希腊的悲剧理论也就渗透到了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全程中，从而赋予了该时期文学作品以更加深刻的内涵。可以说，悲剧美感和文学作品的结合，使得文学作品的深层写作进入一个新的维度。通过真实的描绘和再现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当下的澄明敞开的存在性境域而使作品具有了巨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并使欣赏者在观照作品的同时享受由悲剧性的情节、人物命运或者悲剧性的意味而带来的心灵激荡和强烈震撼。这个审美心理过程是一种由痛感一快感一美感的辩证转换的过程，当创作主体有意识的运用古希腊的悲剧理论进行深度创作的时候，就意味着该作品已经具有了一种宏大的结构。而当欣赏者运用悲剧理论去欣赏该文本时，往往也可以得到更大的感动并获得更多的美感经验或美的感受。
举例来说。《雷雨》是现代戏剧艺术家曹禺创作的一部深受古希腊悲剧理论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悲剧性作品。曹禺在谈到《雷雨》时说：“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是受古希腊的影响。”从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交融的角度出发，《雷雨》借鉴了古希腊的悲剧命运观念和审美模式，并与我国的戏剧艺术相结合以表现人物的悲剧，成功地塑造了以命运悲剧为主要类型的侍萍的悲剧形象和以性格悲剧为主要类型的蘩漪的悲剧形象。从悲剧人物类型的角度看，蘩漪的形象塑造更具有鲜活的性格悲剧特征。在她身上，人们既可以看到古希腊悲剧中美狄亚的身影，也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悲剧艺术中重视人物性格悲剧的充分展现和对性格悲剧原因深度开掘的相关理论。而不论蘩漪的悲剧，侍萍的悲剧，还是周萍、四凤、周冲的悲剧，都体现了人们所追求理想的无法实现，但仍执著、顽强追求的人生悲剧，从而很好的验证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的完美结合。
具有悲剧意识的艺术作品，其深刻之处在于它们能够透过表象反映事物内在的深刻本质。因为“悲剧的本质，即是以否定生命的形式，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悲剧的美在于它流着眼泪甚至鲜血显示了、获得了或者强化了人的生命价值或生命意义。”因此无论是对于曹禺《雷雨》中悲剧性的人物和情节，还是沈从文小说中营造的唯美氛围和未知结构的悲剧意识；无论是“在现代作家里边，把生活的黑暗、悲惨、残酷写得最充分，写的最黑暗，最残酷，也最让人感到恐怖的”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悲剧和民族悲剧，还是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及存在悲剧，或是路遥小说中平凡人想要改变命运而不能的悲剧情怀：无论是鲁迅《祥林嫂》式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还是金庸武侠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壮怀激烈的悲剧，都给读者以更深层意义上的启迪和引导，使人们更多的从悲剧的痛感之后，感悟到更多快感的抒发和宣泄，更多的产生对人生意义的彻悟和思考。
对古希腊悲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亚里士多德曾以《俄底浦斯王》来佐证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过失说”，俄底浦斯王无论如何的正直善良，关爱自己的国民，都无法逃脱先天的神定的命运，由于无心的过失而导致了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的巨大悲剧性。黑格尔也用《安提格涅》来辅助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冲突说”和“永恒正义说”，代表亲情的安提格涅和代表国法的克瑞翁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具有合理性的双方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暴露了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于是必然遭到毁灭或者两败俱伤的命运，进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性冲突。黑格尔提出的“冲突说”成为了黑格尔对于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促使悲剧理论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完善化，进而逐渐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悲剧的理论形态。而到了现代，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悲剧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他对《封，济金根》的结论，认为济金根的悲剧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而造成的。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在现代悲剧理论中极具代表性，它广泛地为人们所援引和证实。
三、古希腊悲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当西方的悲剧理论随着美学理论的引进传入中国之后，曾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学的轰轰烈烈的学术研究热潮。其中鲁迅先生沿承并发展了恩格斯的现代悲剧理论，即“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从而产生悲剧的理论，提出了“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为悲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文学的深层表达提供了重要契机。所谓“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是指那些合乎历史必然性的人类进步要求和美好品质。“毁灭”，是指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遭受到的挫折、失败和牺牲。鲁迅先生对悲剧的分析侧重于说明悲剧的特定对象，即被毁灭的是有价值的东西，并暗示出悲剧的效 果，从而引发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惋惜。这个理论被应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模式和阅读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悲剧性结构是文学领域中最高的审美形式，悲剧意识的渗透使文学作品走向了更深的维度。它把人们从日常经验的现实世界带到伟大行动和深刻激情的理想世界，消除了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无聊乏味，达到了对生命力无限的更高境界的提升。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就塑造了一个与强大自然力抗争的坚忍的老人形象，尽管老人最后并没有作为胜利者的姿态把那条大鱼带回茅屋，但是由于苦难的磨砺而显示出的不同常人的坚韧和顽强，使他本来佝偻的身躯在我们的阅读视阈中显得格外的伟岸和高大。他说：“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以否定的形式来写肯定反而给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增加了绝大了艺术魅力，同时作品中浓重的悲壮和瑰丽的色彩更引发了阅读者无尽的惊奇和赞美。因此悲剧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乐观的，积极的。它只是用悲的形式来唤起主体沉睡的情感，从而激发主体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