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_宗晓莲

旅游学刊第28卷2013年第11期Tourism Tribune Vol．28No．11，2013和其他更多的区域。

大量名副其实的新的专业旅游吸引物和旅游实践活动已经不断涌现，并且远远超越现有观看历史名胜与风景区的传统海滨度假与短途观光旅行。

例如，印度旅游者远赴英国以体验宝莱坞（Bollywood）电影中的特殊布景；现代主义建筑迷们被共产主义时代的东欧房产所吸引；一些“黑暗”旅游地则吸引着那些希望目睹暴行、事故与灾难发生地的旅游者。

大量的文学旅行、饕餮之旅、葡萄酒旅游、志愿探险旅游和野生动物观光等旅游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盛行。

新西兰就被定位为旅游者能够蹦极、能在湍急水流中进行皮划艇漂流、能享受滑翔和进行其他冒险运动的旅游国家。

这种多样性在旅游的时间组织上也非常明显。

直到最近10年，旅游活动一直都是在人们不需被迫工作的有限节假日期间进行的。

当然，这种节假日通常只能是夏季里的一周或两周。

然而，就目前而言，认为只有特定时间才适合度假的观点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西方职业阶层原来局限于圣诞节、复活节和夏季的主要休闲间歇，开始被周末休息和因工作日程的日益灵活与弹性带来的外出工作所分散。

节假日相较于“普通”生活的特殊性，以及没有休闲间歇而持续工作很长时间之后的那种（压力）释放的感觉，已经变得不那么常见了。

然而，旅游的发展并不仅仅关系到国际旅游市场上旅游地与旅游实践活动的增长。

因为旅游可能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观察和感知与日常生活相融合的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一个充斥着标志的景观社会，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非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明确追求。

前工业化时代世界各地城市经济的再生，涉及大范围消费与休闲空间的激增，以吸引购物者、旅游者、投资者和中产阶级居民。

复杂的零售战略，混合了各种与主题酒吧、餐厅、游乐园、民族或同性恋区、博物馆、遗产景观、艺术空间、节庆和标志建筑等相关的消费“体验”。

舞台空间、活动与各种身份角色的激增，意味着城市栖居者越来越属于空间；在此空间中，对文化属性与历史属性的选择愈趋于常规化。

这一切在多数情况下与并不显眼的文化全球化有关，从而产生一种也许之前就已存在且已建构起模糊他性的新体验。

当然，这种建构是从来自世界各地音乐、食物、奇观与时尚的商品化中产生的，或者仅仅只是在西方多元文化、多种族城市中与人们和文化的简单日常相遇中产生的。

而原先“异域风情”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渗透，又促进了日常生活的调整以更经常性地凝视、谈论与购买他性。

尽管旅游体验的异质性不断增强，但国际旅游却同时生产着旅游者期望与寻求的熟悉居住方式的各种系列空间。

这种空间在海滩度假村和可能是遍布“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国际标准”酒店的大发展中显得更为突出。

通过特定的设计技术、建筑方式与管理技巧，这些地方被从周边区域中分离出来，并被设计来减少无序的（旅游）体验和培育消遣的艺术。

通过精心维护的草坪，无障碍人行道，为产生同质化中的地方特色错觉而对本土或“异域”元素的选择性布置，缓缓流淌的轻松音乐，对飞地外分散注意力的景象、声音与气味的隔绝，都使得旅游的糟糕感受能够保持在最低限度。

因此，旅游者能够在极少干扰的舒适状态中得到充分放松。

然而，这些全球同质化、可预测、飞地型环境的广泛生产，是与大量试图逃离熟悉感、寻找追求感与特殊空间的旅游实践共存的；还与旅游者追寻前述体育活动、游乐园的疯狂过山车、海滩狂欢和能够为背包旅行提供兼具陌生感与文化体验的大量景点共存的。

最后，还需要提及虚拟与现实旅行之间日益突出的相互交叉，因为旅游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的使用。

而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恰是日常生活中技术形式的组成部分，也是移动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

旅游者设计并发表博客以使他们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虚拟联系，而其他网络追随者们则在远程关注与分享这些旅程经历。

（作者系该系博士，Tourists at the Taj（1998）、Urban Theory Beyond the West：A World of Cities（2011）等书的作者；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09－16）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宗晓莲（日本福冈女子大学，福冈市东区香住ヶ丘1－1－1，日本813－8529）旅游产业已经蔓延到当今世界的各个角落，旅游对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带来的冲击也早已引起关注。

可以说，旅游成为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科不得不面对的议题，理解旅游也成为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途径。

早在20世纪中期，人类学者就已经注意到旅游在自己的调查地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虽然人类学者对加入旅游研究曾有过种种顾虑，自60年代开始，旅游却被纳入各时期人类学的流行议题，如涵中国旅游发展笔谈第28卷2013年第11期化、社会文化变迁、跨文化关系、全球化与地方认同等。

然而，人类学者通常在游客之前便进入当地，加上对传统文化的偏爱，对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经常持更为偏激的负面态度。

这在被视为旅游人类学的标志性著作《主人与客人》（Smith，1977）中有着明显反映。

80年代以后，人类学者试图更为理性、科学地分析问题，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一些分析概念被大量借用，如真实性（MacCannell，1976）、传统的再构建（Hobsbawm，1983）、全球化与自我认同（Cohen，1988），等等。

然而，由于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方面，使得许多早期的学者无法从总体上把握旅游现象，对旅游影响的研究倾向于以文化商品化、真实性等概念来讨论表面的文化层面，忽略经济与政治层面。

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扩展，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的理论分析的需求也不断扩大。

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一系列分析概念，也积累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但从总体上说，很多理论论述缺乏经验基础，很多案例分析停留于印象式收集，缺乏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人类学者在考察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时，至少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引起更多关注：一是有必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情况考察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

正如一位曾投身旅游业的研究者所言，作为一种经济产业的旅游现象，仅仅是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和各种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别称而已（Julio Aramberri，2003）。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以政府为主导，旅游开发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的发展中国家，仅仅从文化来谈文化，无法更深入地分析问题。

例如在分析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文化商品化”概念。

早期的人类学者几乎都反对文化商品化，认为这样的过程导致当地的文化资源被外来者所剥削，为了迎合游客的爱好、需求，地方文化事项被缩短、美化、仿造、捏造，失去其原有的内涵。

文化商品化的研究始于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对西班牙Basque地区的Alarde 仪式变迁的分析，格林伍德早期曾经认为Alarde仪式变成为钱而表演的旅游演出，仪式的神圣性被亵渎，文化意涵丧失，然而，10年后的调查令他认为有必要将这一过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研究（Greenwood，1989）。

20世纪90年代后，威尔逊（Wilson，1993）对Basque仪式的跟踪调查发现，Alarde仪式仍然是与当地认同联结的生动的庆典，而且Basque的特点得到了强化。

片面地以文化商品化的概念来分析旅游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现象，文化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固定且脆弱的存在。

事实上，文化是发展的、变动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

作为文化的外壳、外在表现的各种文化商品（如艺术品、服饰等）可能很容易发生变化，而作为内核的精神层面（如自我认同等）的变迁更为复杂。

将文化变迁简化成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做法显然不合适。

二是有必要深入旅游现象内部，了解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把握旅游产业的运作机制。

许多早期人类学研究概念显示出这方面的不足。

例如史密斯（Smith，1977）提出的“主人”与“客人”概念。

史密斯进一步指出主客双方具有短暂、不对称、非个人性、片面化、利用性的关系。

在这概念的框架下，主客互动双方的关系趋于特定化、固定化，很容易得出双方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旅游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结论。

很显然，这一概念过于简化旅游情境中多元互动的现实，更忽略了中间媒介的角色。

人类学家在分析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时，往往将关注点置于当地层次，只是从主人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同时“主人”角色也往往过于简单化。

由于与旅游业关系的远近，不同身份的“主人”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在旅游影响形成中的矢力也各不相同。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旅游对当地人的影响，有必要对“主人”们与旅游的关系、如何参与旅游、为何以此种形式参与旅游等问题进行细分研究。

三是近些年，国外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的一系列重要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无疑对国内旅游人类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使用概念、理论之前，有必要对其具体内容、产生的学术背景、发展继承脉络等有更多了解。

不假思索地引用与延伸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或理论的形成。

例如有关真实性（authenticity）概念的讨论。

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Boorstin，1964）论述了旅游成为大众化、组织化的产业的过程，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人们的出游行为从能动的、生产性的旅行活动变为受动的、消费性的旅游活动。

现代旅游活动是人工的、仿制的，“真实”只存在于过去的旅行活动中。

麦肯奈尔（MacCannell，1976）虽然也从“真实”与“虚构”的两重对立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但是他认为真实性存在于与游客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的、还没有产业化的传统社会中。

为了论述真实性问题，麦肯奈尔提出“舞台真实性”概念，指出为了增加吸引力，旅游地倾向于建构出人造后台给游客旅游学刊第28卷2013年第11期Tourism Tribune Vol．28No．11，2013观赏，满足游客对真实性的渴望。

麦肯奈尔的舞台真实性概念是延伸自戈夫曼（Goffman，1959）的拟剧论中前台与后台的分析。

然而，戈夫曼提出的人们的印象整饰是为了达到沟通，而不是造作或假装，因而不存在真实性与否的问题。

另外，拟剧论中人们是积极互动的关系，而麦肯奈尔的舞台真实性概念则将游客排除在外。

所以，麦肯奈尔引用戈夫曼的概念分析真实性的做法并不妥当。

麦肯奈尔在其后来的研究中也做了很大的修正。

布鲁诺（Bruner，2001）认为，真实性的概念将文化标签化，认为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有价值。

而对人类学而言，文化没有原型，单一真实的文化并不存在。

“真实性”概念将文化静止化、标本化的倾向与人类学的基本观念不一致。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一些学者以“传统的再创造”概念讨论由于旅游产业的渗透被商品化、形骸化的传统文化。

科恩（Cohen，1988）认为，虽然商品化可能令文化产品的形式和内涵发生变化，但是新的文化产品并非一定会丧失原有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