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进行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文论重点难点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进行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文论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辅导。

1.什么是《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说？它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的关系出发，认为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风貌在文章中的体现。“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说明了作家创作的独特个性和不同作家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

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气”的概念，提出了“养气”说，但孟子的“气”是指作家的高尚的道德品格在文章中的体现，曹丕是最早将哲学领域中“气”的概念引入到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并加以发展，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形成了传统，这当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

2.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诗赋欲丽”，作为文体论观点与前代文论有何区别？

所谓“文学”，在先秦指文章博学，汉代时常指文献经典，在曹丕以前，文、史、哲一体，统统被称为文章，作为以诗赋为主要体裁的文学基本上还没有独立出来，即使是《诗经》，我们现在认为是文学作品，但在古代，很长时间，不被看作是文学，而是“经”。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体的“四科八体”论，并且指出“四科”各有其文体特点，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所谓“诗赋欲丽”,就是说指出诗、赋应该辞藻华丽,讲究文采。这与以前的文论思想相比,曹丕看到了文学与其他的史学、哲学的文章的不同特点,指出作为文学的主要体裁的诗赋区别于其它体裁文章“丽”的美学特征，使文学逐渐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这对于诗歌等抒情文学的发展,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表明,文学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

3．谈谈对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解，以及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在他的著名的论文《文赋》里提出来的。他在讲到各种文体的及其艺术风格特征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缘情”并非是艳情、闲情。“绮靡”，是以织物的细致而精美来比喻文章，亦即要求文章写得文辞绮丽优美，给人以美的感受。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比先秦的“情志”说和汉代《毛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仪”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感的成分。陆机只讲诗歌的“缘情”而不讲“言志”，更强调其审美特性,客观上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更加符合诗歌艺术的特点。加之,他又要求“赋体物而浏亮”，即要求赋对事物有形象的描写。从他强调诗的“缘情”和赋的“体物”看，他对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特征：感情和形象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说明他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已经在前人基础上大大地深入了一步，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又一种解说）“诗缘情而绮靡”说，强调了诗歌的感情作用和文辞的优美，更加突出了诗歌的文学艺术的特性，使后世诗人更自觉地探索和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对后世诗歌追求情

感的抒发和文辞优美有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后人对陆机的理论未能全面正确的理解，因而片面追求“缘情”和“绮靡”，使少数诗人的创作走上了滥情和靡丽之路，虽然这不能由陆机负责，但客观上说，也是陆机理论的消极影响。缘情说是古代文艺理论观点之一。齐梁时文艺理论家刘勰所提出。刘勰生活的时代，形式主义文风盛行于世，隋李谔说：“江左梁齐，……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刘勰对此颇为不满，他在《文心雕龙·定势》篇中说：“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他为矫正当时“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的不良风气，提倡抒情文学，主张文学作品应是作家真情实感的流露，是作家有感于现实生活而发自内心的倾吐。这一观点集中表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苛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作者在这里一方面批判了“诸子之徒”“为文而造情”，沽名钓誉的错误行为，一方面提出了“为情而造文”的文学观点。“为情而造文”是《情采》篇的主旨。即文学作品要缘情而发。

4．谈谈《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关于创作灵感的描述。

所谓灵感主要是指文学艺术活动中，由于思想和精神高度集中，情绪高涨状况下而获得的一种创作能力。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灵感活动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刘勰阐述了灵感活动和艺术想象特征和情状。他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于风云而并驱矣。”这就是说,当创作灵感来到时，“神与物游”，“万涂竞萌”，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突破时空的限制，并伴随着声音与形象的感受。这显然是指灵感获得之后想象活动的情状。

那么，怎样获得“神与物游”的灵感呢？

首先，刘勰认为必须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他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虚静状态下，神思灵感活动才能不受干扰，顺利进行（按，关于“虚静”，《庄子》有更形象和详细的论述）。

其次，刘勰认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神与物游”还要受到“志气”和“辞令”两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他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机枢。”就是说，要做到“神与物游”，作者的思想感情掌管着方向,还要落实到语言辞令的表达上。否则,神思不能畅通，“神”与“物”不能融汇无间。

再次，刘勰提出,灵感活动的过程始终不离开“物”,即“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特点。“神与物游”是指作为创作主体的心（即“神”）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神驰于眼见的物象之中；另一个层次是神驰于内视中之物象（即心象）之间。灵感活动中的想象既有眼见物象也有心中物象，始终与物象相联正是艺术构思灵感活动的最重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