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再探

175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再探苗春德【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在以调整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为解决当时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及研究人员紧缺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应运而生。

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结业距今已有55年，这个饱受争议和磨炼的专业人才集体和团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史学科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发声者、彰显者、倡引者，为我国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改革开放【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60（2019）01-0175-10十多年前，我曾撰写和发表了《我和我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同学们》一文。

这是我为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百年华诞而写的回忆文章。

该文发表后，得到原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同学们的高度认可和一致赞赏，也引起了教育史学界的关注，曾有华东师大博士研究生专程到我家探访。

斗转星移，时光如流。

如今北师大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同学们已经毕业50多年了，在当年毕业的16位研究生中，肖功尝、王炳照、杨立俊、邹君孟先后离开了我们，在剩下的12人中，除1人在国外定居情况不明外，在国内工作和生活的11人，现今都已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雨雪风霜的洗礼和社会实践的检验，现在再来回望和评价这个饱受争议和磨炼的专业人才集体和团队，其中的功与过、是与非、褒与贬洞然若揭，因为事实已清清楚楚、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无须再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就一目了然了。

虽然如此，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在这里再次品评这个人才集体和专业团队的百味人生和陈年往事。

一、中国教育史研究班诞生于“调整”岁月要想正确认识和评价这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首先应该也必须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招生宗旨有所了解，这是认识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

北师大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诞生于“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岁月。

当时，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严重困难接近作者简介：苗春德，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2019年第1期/总第1期Vol.1，No.1，2019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 教育史研究 ｜ 2019／1尾声，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中央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自然科学十四条”（1961年6月）、“高等教育六十条”（1961年9月）、“工矿企业七十条”（1961年9月）、“文艺八条”（1962年4月）等，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及在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估，提出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废除“白专”和“拔白旗、插红旗”这些不确切的提法。

在教育工作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和过去三年多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学校教育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肯定课堂教学为教学的基本形式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并保证让教师把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业务上等。

在这样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为解决当时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及研究人员缺乏的问题，教育部研究决定由北师大教育系来承办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现在看来，这种求真、务实、接地气的举措，是一次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它对中国特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北师大教育系接到任务后，经过调查研究，确定该班的授业导师为毛礼锐教授、陈景磐教授、邵鹤亭教授、瞿菊农教授以及中央教育研究所的陈元晖研究员（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学制定为三年，共招收20人。

研究班的学生除了从当年北师大的教育系、历史系、政教系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拔出15人外，又从东北师大、湖南师院、合肥师院、郑州师院的青年教师中选拔出5人，共同组班，于1961年10月开班上课，到1964年暑假毕业。

为了确保研究班的质量，1963年北师大对该班进行了严格整顿。

整顿的结果是，三人退回原单位或转为进修教师，一人因病休学，到1964年结业时还剩16人。

在研究班就读期间，是研究班人“刻苦攻读绽理想”、共同筑梦追梦、憧憬未来的黄金时期。

由于当时中央一系列条例的制定、贯彻和执行，研究班的师生都牢记办班宗旨和自己的历史责任与担当，急切渴望和期待提高教学质量及水平，因而师生间洋溢着少有的尊师爱生、敬业重道的情谊，一扫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右派”“反右倾”“拔白旗”时代师生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风气。

教师们精神抖擞，日夜查阅资料、编写讲义、认真备课，精深讲授、悉心指导；同学们则夜以继日地孜孜向学，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独立思考，刻苦钻研。

一时间，读书治学氛围浓郁炽烈，筑梦追梦激情澎湃。

研究班同学间的关系也十分纯真和温馨，大家有感于本科期间的频繁运动和折腾，深以求知问学为急务。

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同学关系亲密、真诚，在业务上争分夺秒，你追我赶，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政治上靠近党组织及共产党员，开诚布公，互相帮助，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生活上更是相互体贴、关怀，亲如兄弟姐妹。

在这样一个和谐奋进的大家庭里，时时处处都充满着善意和理解，每个人似乎都远离了世俗嚣烦，有了返璞归真的坦荡和充满激情的青春。

大家潜心研究学业，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科学知识的琼浆，毫无顾忌地追寻着各自的梦想，彼此扶持，守望相助。

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学术圈子和高级人才集体。

理性地说，它确实给我们打下了较好的专业基础。

二、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毕业生的坎坷征程“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前的研究生数量很少，因此，研究班的学生在毕业时供不应求。

1964年暑假，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毕业分配，渴望在教育史园地里一展抱负176｜ 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再探 ｜之际，突然传来“不宜马上离校”“停止毕业分配”的消息。

这个消息犹如一声闷雷，一下子把春风得意的我们给震懵了。

就这样，研究班的同学们1963年冬天在河北大兴县（现今的北京市大兴区）参加了三个月的“四清”后，又去河北衡水、冀县（今衡水市冀州区）农村搞“四清”。

1965年6月底返校后，国内形势骤变，“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毕业分配遭遇“雾霾”就成为势之必然。

本来1964年暑假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都已找到工作，据说用人单位还都不错。

不料推迟一年毕业后，形势大相径庭，原先预约的用人单位纷纷退人撤约。

一时间，这个班的学生便由“紧俏商品”变成“滞销产品”，由“抢手货”变成“处理品”。

尽管如此，最后仍没能“处理”完，还剩5人“储存”在母校参加“文革”，直到1968年才随本科毕业生“搭配”出去，实际上相当于按本科毕业生分配了，这真是咄咄怪事。

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为什么会有如此际遇呢？这是因为，1964年北师大正在进行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高校“四清”试点工作。

在“四清”“自我检查”的过程中，有校领导认为，教育系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办班方向有问题，说研究班是让一批青年人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脚下去研究脱离现实的老古董。

当这种舆论占据主导地位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时，研究班的方向问题就势必成了“四清”批判的重点。

当然，研究班的首任辅导员老师也不能幸免，他不仅在“四清”党员登记中“退党”了，而且被调离了北师大。

在“阶级斗争是学校的一门主课”，且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据说研究班问题多多：同学中普遍存在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做学问，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深受“和平共处”“人性”“母爱”“阶级调和”等“封资修”思想的毒害和影响，甚至个别人具有“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等等。

这怎么了得！于是，一些神经脆弱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缺乏自信的人便妄下判断，说研究班的问题是“封资修”在争夺青年一代，甚至耸人听闻地宣扬研究班是“和平演变”的“黑班”，这个班的学生是“垮掉了的一代”“渣滓”“修正主义的苗子”等。

这就是这个班的学生被推迟毕业分配的莫须有的全部原因。

当年北师大招收研究生的系或专业很多，和我们同在研究生食堂用餐的就有中文系、历史系、地理系、生物系、物理系的研究生；就教育系而言，比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早一年的有心理学研究班，晚一年的有三个教育学的研究生，他们都是学习了两年或三年毕业后就分配工作了，唯独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学生享受了这种“待遇”。

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学生来说，这种质疑和指责是毫无益处的。

这不仅使研究班的学生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感到迷惘徘徊，更使他们不能按时走上工作岗位，发挥聪明才智，回报国家和社会，因此，他们的内心极度沮丧和焦虑，一个个成了霜打的茄子，无比落寞。

事实上，在“兴无灭资”的十年浩劫中，研究班人首当其冲，厄运连连。

首先，研究班的毕业分配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1965年暑假第一批分配算起，一直拖到1968年，随着本科毕业生“搭配”出去，研究班学生的分配时间长达四年之久，比他们的实际在校学习时间还长，这本身就匪夷所思，令人不解。

其次，尽管研究班的16个毕业生分配了四年，但绝大多数人对分配的工作并不满意。

他们中除了两人在原分配单位干到退休外，其余人的工作都在“文革”后期有所调动和变化。

在“文革”初期，“储存”在母校的研究班毕业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有的甚至被打入“另册”，接受劳动改造；被分配出去的同学，在所在单位也并非“香饽饽”，不受重用。

因此，他们或177｜ 教育史研究 ｜ 2019／1沉默少语，使自己长期处在低调平庸的境地，不和任何人谈论研究班及其与自己的关系；或孤独寂寥，将自己封闭在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这种简单重复的活动之中，不与人交往和联络，形单影只。

他们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情绪和心态，但深藏在心底的学术初心和专业梦想始终未泯，时刻都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文革”中期打“派仗”，被分配出去的研究班人则游弋于外围，他们既不是某个派别的嫡系，也不站在哪派的对立面，因此，他们“疏离”于两派之外，若即若离，可有可无。

“文革”后期，人事工作开始解冻。

研究班人运用母校给予的知识、技能和智慧，不失时机地进行疏通和协调，通过跳槽再跳槽，甚至“三级跳”“五级跳”，最终才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发展空间。

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一个专业人才，无端被折腾几年、十几年才安定下来，这时他们已过不惑之年。

换句话说，研究班人重新拾起专业，差不多都已是人到中年。

他们的大好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给荒废和耽误了，实在令人惋惜！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几年、十几年啊！再次，“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只有毕业证书，没有学位。

研究班的学生毕业时不授学位，这也是预料中的事。

但不进行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甚至连一纸研究生毕业文凭也不发，这就令人费解了。

大家都不敢问，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