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及其当代价值

国学及其当代价值

杜泽逊

近年，关于国学的话题越来越热，朋友们约我作过若干报告，对于这个话题也就有了一些思考，在这里谈一谈，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主要讲四个问题:一、什么是“国学”。二、“国学”包含哪些内容。三、当代研究学习国学主要做哪些工作。四、国学在当代有什么价值。

一、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称呼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先用的，我没查考，大约总在一百年以上了。

什么是“国学”？简单地说就是“我国固有之学问”。从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与我国的徐光启共同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平面几何部分），现代意义的西方学问就输入到我国，到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我国的国门，西方的新学问又一次输入我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编译的名著《海国图志》五十卷出版，以后多次增订再版。咸丰十年（1860）恭亲王奕訢奏设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正式成立。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等人与我国的学者合作翻译西洋科学及军事著作。我手里的《法国新志》、《水师保身法》都是江南制造局刻印的。译介西学这是一次高峰。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热潮，尤其是赴日本留学的人数众多。我们讲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也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学问，最大的中介是东邻日本，大量西方书籍其实是从日文本转译过来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可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连英文science译为“科学”也是日本人干的，中国原本是译为“格致”的。这种留洋风气一直延续到中华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到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出现出国留学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文化，对不对呢？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人家先进，我们落后挨打，难道还不应当觉醒，学习人家的先进东西吗？可问题又不那么简单，西方的东西不是什么都好，即使是好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适用于我国，有的人跑到外国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拿了博士学位，在国人面前炫耀来炫耀去，实在令人反感之极。1929年，北大学院史学系学生毕业，国学大师陈寅恪赠了两首诗，其中第一首的前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陈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看到中国学生纷纷到日本学习中国历史，感到莫大的耻辱。在这种背景下，在这种心情下，人们开始思考，西方的学问到底如何为中国所用？而中国自己的学问到底还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早在洋务运动中就摆到桌面上来了，洋务派人物张之洞提出过一个著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国学问为主体，借鉴西方的学问来改造自己，要让西方的学问为我所用，而不是取代我们中国的学问。这里出现了两个概念：“中学”、“西学”。所谓“中学’即“中国的学问”，所谓“西学”即“西方的学问”。中国的学问也就是“国学”，西方的学问也就是“西学”。其实西学包括一切外国学问，因为主要大国在西方，所以用“西学”为代表。很明显，“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也叫“旧学”，与“新学”相对。“国学”这个称呼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什么时候对外开放，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因反弹而产生的“国学热”。可以体会到，今天的国学热正是在改革开放反弹出来的，是势所必然。

二、“国学”包含哪些内容

我手边有国学概论性质的书六种，开列如下：

1、章太炎《国学概论》，是1922年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时，曹聚仁的记录，印行过三十几次。

2、王易《国学概论》，1931年撰写，我的本子是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印的，黄侃题写的书名，汪东写的跋。

3、谭正璧《国学概论讲话》，1933年作者写的凡例，我的本子是1936年上海光明书局第五版印本。蔡元培题写的书名。

4、李时《国学问题五百》，有1934年原序，1935年冯梅先的再版序，1935年北平君中书社印本。

5、张振镛《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我的本子是1936年第四版。

6、锺泰《国学概论》，1936年卢前序，1936年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

除了太炎先生的书以外，其余都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这类书籍在当时数量非常大，有的书例如上面的《国学常识答问》居然在一年之内出过四版，可见那时国学受重视程度和普及程度之高。那时培养起来的学者，后来有不少人就成了国学大师。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白为什么今天出不了国学大师，因为根本没有按照国学的模式去培养大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总是事实吧！我这六种书的后五种，是一次性在琉璃厂选购的，当时我在考虑，如果有一天要开国学概论课，还可以拿来混饭吃，不想派上了用场。我们从上面所列的六种书中可以了解当时“国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我初步总结了一下，以上这六种国学概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照着中国传统的古书分类经、史、子、集来讲的，尽管有些变通，比如把属于“经部”的“小学”（即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独立出来，再比如把原来排在“史部”之后的“子部”提到“史部”之前。把“子部”改成“哲学”。把“集部”改成“文学”等。都只是表面的修饰，没有改变四部分类的学术框架。西晋时期刚刚产生四部分类法时，子部（当时叫乙部）就在史部之前。清代乾隆皇帝曾命令大臣纪昀等人修了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包括中国古书三千四百多种，分为四个大部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学问几乎都包括在其中了。过了一百多年，学者们讲国学，实际上就是按《四库全书》框架讲授的。或者可以这么讲，所谓国学，大抵已包括在《四库全书》当中，《四库全书》是研究学习国学的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库。《四库提要》当然成了国学的纲领。按照当时国学的框架，有关国学的基本典籍也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了，它们是：

1、经部：包括儒家的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以上共13种，称“十三经”。宋代朱熹把《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汇成一个整体，叫《四书》，作了简明扼要的注，叫《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从此也成了经部的重要支派。宋元以来有“四书五经”之说，那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书》、《诗》、《礼记》、《左传》。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书籍，是国家指导思想的依据和判断是非的依据。这些书大都是孔子曾当作教材的，或者是孔子后学编撰的。有人对这些书不满意，就会受到严厉惩罚。明朝李贽曾表示，如果我们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天下就没有是非了。李贽因此被认为是疯子。其实李贽是对的，天底下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呢？马克思没有到过中国，自然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实，一切外来的东西也都无一例外地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记得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我觉得不理解，难道实践是检验的标准，还要讨论吗？后来才明白是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与李贽是一样的。

经部中有个独特的小类——小学。小学就是识字之学，古人从小识字，所以称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