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的悲剧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

试论陶渊明的悲剧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富创造性的伟大作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田园诗歌的开创者。他的悲剧是社会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与和个人人格、理想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悲剧过程，必然导致陶渊明的情感的变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的陶渊明，只好借助于诗歌这种极富情感的表现方式抒发内心的情感。在诗歌中，陶渊明通过对喜爱田园风光来表现对官场的厌恶，通过艰辛的劳动来表现不屈的性格，通过生活的艰辛贫困来表现坚守“君子固穷”的高节，通过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来表现自己的理想以及描写恬静安适生活表现归隐的情怀等。

[关键词]：陶渊明悲剧根源体现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晋朝最大的诗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富创造性的伟大文学作家。由于陶渊明的人格高洁，理想高远，而表现在诗歌中就是境界的开阔，风格的平和，成为中国古代田园诗歌创作的先驱。正如苏东坡评论陶渊明的诗歌时说：“吾于诗人无所好，独好渊明诗。渊明作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可见，陶渊明在文坛上。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贡献高、影响大，他的诗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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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人。生活在东晋和刘宋之间。他的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员。他在《命子》诗中颂扬其曾祖“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赞美其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这样的家庭环境，直接影响着陶渊明的思想性格。祖世虽盛，但到了陶渊明出生时，家境衰落，加上父亲去世早，陶渊明从小过着比较贫苦的生活。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正如他在《饮酒?其十六》中所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使他想在政治上干一番事业。他在《杂诗》（其五）中写到：“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诗中就表明了他盼望着像大

鸟展翅高飞那样，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他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先后担任了江州祭酒（主管教化），荆州、江州刺史幕僚以及镇军参军和建威参军。在他四十一岁时，担任彭泽县令。上任后的第二十八天，郡里督邮（督察官员）来彭泽县，陶渊明不愿意毕恭毕敬“束带”迎接，并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他在《归去来兮辞》所说的“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也可以说，自己的理想被黑暗的现实社会和官场污浊所“役”，自己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从此毅然辞官，归耕田园，直到病逝。

从以上陶渊明的家庭生活和为官到隐居之路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展历程。陶渊明由于从小读书，涉猎广泛，不但受到在中国古代占主要地位的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当时盛极一时的道家的思想的影响。这正如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中所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为了“静念园林好”，“人间”都可以“辞”。一个“辞”字，道出道家思想在陶渊明思想中的优势地位。他那种随顺自然、执守个性、超然生死、忘怀得失、厌弃功名、鄙视官场、追求自由、乐于与大自然为伍的思想和行为都源于道家。如果从陶渊明整过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开始，儒家思想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积极出仕，体现出儒家的精神。当看到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在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自然寻求心灵上的另以条出路，那就是：而且这种思想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又决绝。而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就思想本质来说，道家的“真”、“淳”是与社会的“伪”、“浊”相对抗的，为了自己的人格独立，选择弃官归隐。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过：“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这正好是他之所以“逃禄归耕”的诠释。辞去彭泽县令以后，他在乡间以隐即达三十二年，直至病逝对于陶渊明的这段漫长人生路，从儒家角度来看，陶渊明没有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略；从道家的角度看，他的归隐也只是实现了身理上的归隐，在心理上，他对政治的关心，对国计民生的热忱至老不衰。因此我认为他的归隐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他的人生始终是在曲折中挣扎，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没有得到真正的调和，他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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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悲剧总的来说是源于当时黑暗的社会和官场的腐败，其本质是社会黑暗与官场的腐败与陶渊明个人人格、美好理想之间矛盾冲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也即是说：陶渊明的人生悲剧是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

1.1、社会现实是产生悲剧的外因

在中国的历史上，魏晋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是一个“乱与簒”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人们“大有人命浅危、朝不虑夕”之感。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必然逃不脱环境的影响。

1.1.1、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

陶渊明所处年代，正是东晋和刘宋之交的动乱的年代。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激烈。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在中原割据混战，并对处于江南的东晋进行不停的骚扰，民族战争时有发生。在国内，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阶级矛盾极大。这一矛盾的不得不促成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起义的爆发。此时，内忧外患，战争致使国家混乱，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1.2、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大，从统治阶级内部方面来说，各种斗争也更加激烈，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它表现在同党伐异、尔虞我诈上。这样，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极端复杂，东晋世族政权的腐败与残忍。比如，以桓温、司马道子、王恭、司马元显、桓玄、刘裕等展开了剧烈的政权斗争。在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这些斗争不但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人民到来了痛苦。

1.2、个人的性格是产生悲剧的内因

《文艺美学》指出：“悲剧直接表现真实的社会人生问题，表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对社会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悲天悯人的深沉感情和人类前景的哲学思索便常常交织在悲剧之中，体现为一种明亮而敏锐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毫无隐晦的觉醒意识，抗争意识和超越意识。”我探讨陶渊明隐居田园，不然要注重他的归因。所谓归因，就是对人的外在行为表现进行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