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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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唐诗想见时难别亦难
李商隐写过很多无题诗。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中国诗人写过这么多无题诗。为什么叫做无题?因为他根本不是在叙事。如果不是叙事,题目就不重要,而成为一种象征。李商隐似乎有意地要把自己与社会的世俗隔离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情感经历了一个不可言喻的转变。之所以说不可言喻,是因为可能世俗道德不能够了解,最后他决定用最孤独的方式实现自我完成,就像把心脏贴在玫瑰的刺上去唱歌的夜莺一样。这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完成,所以他的孤独、苍凉与美丽都是他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中国正统文学是以儒家为尊崇,李商隐这样的诗人不会受到很大的重视,因为他私情太多,甚至他会因此而受到批评。我相信很多人私下里那么爱读李商隐,是因为其实借着李商隐,我们的私情可以
得到部分的满足与疏解。我们读到他的“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么通俗的句子,就觉得他说出来了几千年来人类最难的事情。见也难,不见也难,见面的时候就可能吵架,觉得还是不要见好,不见的时候又开始觉得好想见面,这么纠结的感受,李商隐七个字就讲完了。
李商隐面对自己的私情时非常诚实。这种题材很难写,因为在正统文化的框架中,通常人们不太敢表达,与一个人相见难分别难,这样私人的情感怎么好意思去写成诗?如果是告别后去卫国戍边,自然可以写成一篇文章。这样一想,就会珍惜李商隐,因为他在讲究文以载道的时代,竟然写出“相见时难别亦难”这种关注私情的句子,平衡了文以载道忽略的另外一个空间。
文以载道不见得不对,杜甫的《石壕吏》读了令人悲痛到极点,杜甫将他自身的生命体验扩大到对偶然遇到的人的关心,与李商隐写的私情并无冲突。文学史上最大的误解是如果没有杜甫,就不可能有其他文学。如果没有李白,会有杜甫;如果没有杜甫,会有李商隐。文学世界最迷人的地方,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同的自我完成的方式。正因为此,李商隐的私情诗才会有伟大的地位。过去文学史上将他的诗称为艳情诗,“艳情”这两个字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有贬低的意义。一个人好好的,不去谈忠孝,而是去写艳情,其实有瞧不起的意义在里面。
李商隐所有的艳情诗都是无题,好像没有对象,或者对象不清楚,这就更麻烦了。以前的那些注解非常有趣,有人说他是跟女道士谈恋爱,还有人说他是在偷偷跟后宫的宫女谈恋爱,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李商隐爱的对象到底是谁?
我觉得如果看到荷叶的荣枯都会有感触的诗人,他第一个恋爱对象绝对是自
己。一个真正懂得爱人的人,第一个爱的对象就应该是自己。先爱自己,然后再扩大,“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的“身在”,是他最大的恋爱对象。因为爱自己的生命存在,所以珍惜自己生命存在的周遭,他会珍惜夕阳,珍惜荷叶,珍惜蜡烛,珍惜春蚕。李商隐为什么是最好的象征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歌当中,他把自己转化成荷叶了,当他看到“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你会发现他讲的不是荷叶,而是他自己。这是讲他自己的生命曾经有过青春,将要面临枯萎凋零的沧桑晚年。
一直到最后,对于时间的永续无尽还是觉得无奈。这样就完全懂了——他根本一直在写自己。“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风都没有力量吹起来了。李白曾经写过“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现在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诗真的是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命运。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诗比历史还要真实,我相信每个人、每个时代都有一首诗在等着。这几乎是一种谶语,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状况,我们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晚唐诗人再也写不出“长风几万里”这样的句子,好像空间没有办法开阔,生命没有办法辽阔。初唐的诗人几乎全部都到塞外去过,走过荒凉大漠,所以生命经验是不同的,生命体能也是不同的。到了晚唐,在繁华开始没落的长安城当中,诗人们有很多的回忆,开始怀旧,在回忆与怀旧当中,诗歌体例也比较衰颓。“东风无力百花残”,完全是晚唐的写照,还是一个大花园,还有百花,可是已经残败了。
李商隐用了很多意象,都是黄昏、夕阳、残花、枯叶这一类的意象。晚唐的靡丽风格非常明显,他想要为他的时代留下一点证明,虽然不是在春夏般的盛世,可是这个时代也是好的。他还曾经写过“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天时节,百花枯萎,被霜打过以后的红叶,比二月的花还要红。似乎在说虽然我的时代已经是秋天,可是这个秋天不见得比春天差,可以欣赏春花的人,也许可以欣赏红叶。
在日本,赏枫和赏樱是一样的盛事。秋天一样有季节的美,有一种哀伤,李商隐的诗中有种安于生活在晚唐的感觉。一个创作者了解自己身处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我过去常常说,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很不服气,总觉得自己的时代是大唐盛世,写东西,总希望写出李白那种长风几万里的感觉。如果刻意发出大声音,声音又不够厚,就会很单薄。我形容李白的声音是一种高音,在很多人的声音中你一下就可以听到他。高音的基础是气度宽厚,音高上来的时候,能够冲得很高。如果音域不是那么宽,硬要唱,嗓子就破了,就会变得沙哑。好好唱自己的低音,也许是更好的选择。李商隐就是低迷的声音,委婉而细腻,他绝对不故意去雄壮。雄壮也不可能故意为之,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了“明月出天山”的气度与气魄,不如用另外的方式来了解这个时代,也了解自己的生命状态。
李商隐的诗是有革命性的,我用“革命性”,也许大家觉得很不恰当,因为很少人这样来评论李商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忽略有一种革命是观念的革命。
为什么当时的人去为李商隐的诗做注解,始终觉得最难?我读书的时候,跟着已经去世的俞大纲先生读李商隐的诗,俞大纲先生还是说李商隐的诗最不可解。李商隐的诗有太多的无题,这说明诗人本来就没有给你题目方面的暗示,你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我一直觉得这是李商隐了不起的地方。他所有的暗示都在文字本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难道不够清楚吗?还要一个题目吗?如果要题目来指导我们读诗的话,我想已经不是诗了。我一直觉得历来对李商隐的注解是希望把它扭转到正统文化里面的意图。希望他写“相见时难别亦难”可能讲的不是某一个爱人吧?很多人把这句诗解释成李商隐是在写他与令狐楚、令狐绹
的关系,因为他曾经受到令狐家族的重用。后来王茂元重用他,他又到王茂元家
里做事,令狐楚、令狐绹就觉得李商隐有点背叛了他们的家族。这样来解释“相见时难别亦难”,真是让人倒胃口。
传统的文学史,在面对李商隐的时候似乎一直在找大帽子,不能接受一首诗没有大帽子,所以觉得他的诗不可解。如果把大帽子拿掉,怎么会不可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