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域下的鲁迅异化翻译策略

当代视域下的鲁迅异化翻译策略Analysis of Lu Xun’s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system TheoryLIU Yi（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In the modern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a, Lu Xun’s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is always the focus of debates. From 1903 to 1936, Lu Xun has been engaged in translating foreign literary works apart from creative writing. During these years of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his translation strategy has changed from domestication to foreignizati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reasons for and significance of his change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terms of the framework of polysystem theory, which provides for us a new objective perspective by taking ideology, translation norms and literary repertoire into consideration.[Key words]Polysystem; Ｔranslated literature; Lu Xun; Ｆoreignization; Ｄomestication1伊塔玛·伊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简介和鲁迅翻译工作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在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基础上，伊塔玛·伊万—佐哈尔采取Tynjanov的分层文学系统理论，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根据该理论，所有文学形式，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都被放在一个由社会、文化、文学、历史等所共同构建的复杂系统内。

在这个多远系统内，“不断地进行动态转变，争取在文学经典中占有主要地位。

” 他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未确定。

在多元系统中，它可能占据主要地位，也可能占据次要地位。

如果占据主要地位，它会积极地参与到形成多元系统中心的过程中来。

” 因此，他列出了翻译文学能够占据主要地位的三种情况：1）“年轻”文学正在建立，会向更为“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模式；2）当某个文学作品比较“次要”或“弱小”之时，会引进自身欠缺的文学形式；3）文学史上关键转折点到来之时，即现有模式无法满足需求，或本国文学出现真空。

众所周知，鲁迅不仅是位著名作家，还是位杰出的翻译家。

从1909年开始，他便与弟弟周作人合作，将一些外国小说译为半文半白的中文。

在他的整个翻译生涯中，他的翻译策略经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他首次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从此，他坚持该翻译观直至1936年去世。

鲁迅的生活年代，恰逢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

在此时期，中国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现代文学系统，该系统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始终没有建成。

同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主等相比，很明显，中国的文学很弱小或边缘化，不可避免地要从属于西方文学。

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复杂的、成熟的现代文学库，其发展方向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因此，中国文学当时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

所以，当时的翻译文学就有三种情况（即伊塔玛·伊万—佐哈尔提出的三种情况）可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首要地位。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文学库日渐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和社会发展。

因此，中国的文学就会在多元系统里面屈居次席，而西方文学则会占据主要地位，成为主流文学。

2鲁迅采取异化翻译策略的原因鲁迅为何于1909年以后转而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呢？下面我们就在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首先，从多元系统论的宏观视角来分析。

正如伊塔玛·伊万—佐哈尔所言，“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翻译策略。

如果翻译文学是主流文学，译者将不会受目标语文学模式的限制，而更愿意突破常规。

他们经常拿出一篇在‘充分性’性上跟原文极为相配的目标语文本，再现源语文本的语篇关系，这样做本身可能会产生新的源语语言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倾向于采用现存目标语文化模式进行翻译，最终产生比较‘不够充分性’的译文。

”另外，根据图里对于翻译过程不同阶段的翻译规范理论，“……译者服从源语文本规范，或服从目标语文化的规范。

如果面向源语文本，那么目标语文本将会具备‘充分性’；如果目标语文化规范占主要地位，那么目标语文本将具备‘充分性’。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服从源语文本以及源语规范，翻译策略也应是异化的，这样才能将外国文化的精髓引介到国内文化和文学中来。

鲁迅当时也意识到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由此提出了“拿来主义”的概念。

他强调通过异化翻译手段或所谓的“硬译”策略对外国文化进行精确传播和忠实引进。

鲁迅还在回复瞿秋白的信中指出中国语文的缺陷：“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

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

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因此，鲁迅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另一目的即改革中国传统语言文字。

然而，当时普遍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归化法，这符合当时“接受性”的翻译规范。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第一，新文化运动伊始，一些翻译家，如严复和林纾，服从于他们的赞助者和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因为他们不敢触犯。

这些林纾式的翻译以非忠实的重写源语文本为特征，深受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翻译观念所影响。

第二，某些知识分子，如辜鸿铭，仍然认为只有中国有文学，中国文学是至高无上的。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翻译文学应该服从中国文学形式和规范，因此归化法是主流翻译策略。

这些归化倾向的翻译最终产生了太多不负责任的重写和漏译，如茅盾所指出的，出现了很多“歪译”，也出现了很多赵景深所主张的“顺译”和“宁错而务顺”。

因此，这就违背了图里翻译规范中的“充分性”原则，最终不利于西方先进文学和优秀文化的引介。

具体来说，会破坏源语文本的原创性和句法的新颖性，如鲁迅先生所说，“异国情调”和“洋气”会丧失殆尽。

此外，中国文化和社会改革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鲁迅对于翻译活动中的这些反常现象很不满意，于是便努力去批评和纠正，最终提出了“硬译”理论，即异化翻译理论，强调“宁不顺而务信”，而不是“宁不信而务顺”。

韦努蒂在《翻译的丑闻》中分析了鲁迅的翻译策略：1）受林纾、严复的影响。

鲁迅在青年时期曾满怀激情的阅读了由他们翻译过来的Haggard和Huxley的著作，并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文学。

起初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普及”，因此采用了清末的规划翻译策略——为了使他的译文为读者接受，他用古文来翻译，并对原文进行改译。

2）受Goether和Schleiermacher的翻译策略的影响。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拜读过Goether和Schleiermacher的作品，并且是支持他们的异化翻译主张的。

Schleiermacher在《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说道：“译文越贴近原文，就会让读者越感到它是外来的东西。

” Schleiermacher也想通过异化翻译来效力于一个民族主义的“议程”：通过帮助德国文学的建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对法国文化和政治霸权发动普鲁士式的挑战。

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种族优越性的信念。

这种信念最终将演变成为同志全球的想法。

这种幼稚的文化沙文主义也盛行于与鲁迅同时代的清皇朝的忠实拥护者中，也正是为鲁迅所不齿的。

他之所以转向异化的翻译策略，是想建设一种现代文学，并通过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矛盾来对它进行质问。

①总而言之，鲁迅先生翻译策略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对中国文学和文字发展的责任心使然，亦是其对林纾式翻译和赵景深式翻译流派的不满使然。

深层和根本原因则植根于中国文学、政治和经济等长期落后的历史背景，是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的结果。

3鲁迅异化翻译策略的重要影响首先，在“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各种先进思想涌入中国，革命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成为时代选择的标准，翻译文学开始走向主流地位。

译者应该努力保证源语的“充分性”，这会有利于革新文学库和多元系统的动态转变。

因此，五四时期的翻译策略应该是以异化为主。

此外，五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得到改良，新文学开始重新建构。

除了鲁迅，其他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文言文的局限性，并提倡通过忠实翻译外国文学，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以改革和充实中国的文学形式和内容。

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重要，鲁迅和其弟弟周作人共同创办“文学研究会”，主要翻译俄罗斯、法国和一些北欧和东欧受压迫国家的作品。

通过“硬译”，鲁迅将外国句法或欧式句法和新的文学形式介绍到中国，为中国文学库的充实和革新做出了很大贡献，人们也从这些翻译作品中受到启蒙，开阔了国际视野。

其次，鲁迅翻译《域外小说集》以及与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域外小说集》便是硬译法的典范，“无疑是近代文学翻译由意译向直译转变的标志。

”韦努蒂也曾就此评论：“《域外小说集》的深远意义也表明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异化翻译策略已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冲突。

”可以说，正是这本译作揭开了异化翻译的序幕，开始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论战，起初是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为“死译”，鲁迅在给梁实秋的回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