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瑰宝：三星堆古蜀玉器

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瑰宝：三星堆古蜀玉器

核心提示：民间收藏三星堆玉器可以用“造型之优美，做工之精湛、构思之巧妙、内涵之丰富”十六字加以概括。

一、引言

从2001年开始，我们陆续在杂志上从非考古专业角度发表了数篇论文来讨论三星堆的古蜀玉器。研究玉器尤其是古玉器，离不开矿物学的介入，2006年，我们又提出用矿物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玉的次生变化，从而确定古玉器的真伪。因为，有些次生矿物（Secondary mineral），用人工方法现今是不可能合成出来的。这就是矿物学用来鉴别文物的独特之处。这种鉴定，必定要有高科技手段作为依托。

在浏览近10年以来出版的各地出土的玉器图集之后，尤其是最近出版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共15大本），纵观作者们提供的玉器实物照片如何精美，假若将这些出版物中的玉器实物照片与成都地区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实物进行对比之后，可以用“小巫见大巫”一词来形容，我们前述发表的论文中，只公布了70张照片，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把民间收藏三星堆玉器可以用“造型之优美，做工之精湛、构思之巧妙、内涵之丰富”十六字加以概括。

二、历史的回顾与现实情况

当人们提及三星堆玉器时，不得不想起了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戴维·格罗斯科特·格拉汉姆（David Grockett Graham），中文名字叫葛维汉。据报导，此人于1884年3月21日，出生在大洋彼岸的阿肯色州的的一个不大富裕的家庭，中学时代对神学与宗教学发生了兴趣，他大学毕业后于1911年动身到中国，在有一定中文基础之后于1913年进入四川宜宾进行传教士的工作。1918年、1931年曾两次返国“充电”，先后获得了宗教学硕士及考古学博士的衔头，由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十分重视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建设，此前已有一批四川西部文物运往美国。葛维汉于1932年来到了成都华西大学任教授，并与另一位传教士戴谦和教授（Prof. Daniel Sheets Dye）共同筹建了华西大学博物馆，葛被任命为馆长。1929年春，广汉中兴乡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因溪流淤塞，在离家不远的小树林中挖车水坑时，忽于溪底发现一坑玉（石）器，共400余件，其中有璧、璋、琮、钏等，四年后的1933年，燕道诚卖给当地驻军陶宗伯团长五件玉器（一说送给），其中有玉琮一件，

后陶又将所获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当时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A.H.Donnithorne（董宜笃），也从燕家购的一个玉琮，后亦赠与华大博物馆。

1932年，成都的金石学龚熙台从燕道诚家购得了4件玉器，着有《古玉考》一文。

1932年，葛维汉得知“广汉玉器”消息后，曾发函给在广汉传教的董宜笃牧师询问，打算前往广汉考察，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34年春，当时的广汉县长罗雨苍发函华西大学博物馆，请葛维汉前往广汉发掘考察。此时，葛带领林名均一同前往广汉，因时局原因当时只工作了十天，结束后，葛维汉撰写了“汉州考古的初步报导”一文，这是三星堆科学考古的最早报导。在郑德坤所著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中，对“广汉文化”的玉器、石器均有详细叙述。

1948年，葛维汉退休返美，这位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的传教士成了名符其实的“四川通”，1962年，与三星堆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这位老人驾鹤西去，享年77岁。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古玉专家告知，他于2005年秋曾应邀专程赴美拜访一位四川藉的华侨老人，老人曾在30年代住成都，有幸获得数件三星堆文物（玉器、青铜器）带出境外，这位专家鉴定后，确定是三星堆的文物（玉器、青铜器）。因为这位专家于2000年在成都与其它二位专家参加了一次民间三星堆玉器研讨会，他早已见过三星堆玉器。因此，他确定老华侨收藏的文物确系三星堆的玉器青铜器无误。由此可见，早在30年代，三星堆的玉器早就流失了海外，至今在台湾、新加坡、加拿大等都有。本文作者在台湾访问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台北的私人博物馆中均见有三星堆玉器。但某些私人藏品中也有仿品，有的还把仿品当成真品上了书。在香港的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也有三星堆的小件玉器出售。

总之，三星堆的玉器早在30年代就已流失海外，认为只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是否是祭祀坑值得怀疑）出土的玉器才是正宗、权威的观点应当彻底抛弃。否认民间有真正的三星堆玉器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不可否认，民间有一些仿品，我们也见过），关键的问题是要认真研究出现在民间的三星堆玉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全盘否认是要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因为你漏过了历史的重大发现。司母戊鼎是1939年几位农民兄弟在修理田坑时挖出来的，并不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我们所知，除成都地区（含金堂、青白江等地）以外，在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南京等地，收藏三星堆玉器的民间收藏者不在少数，按考古界的说法，三星堆古蜀国立国有2000年左右，而立国只有265年的清王朝，据报导，其收藏的玉器约有20000余件，那

么立国有2000左右的三星堆古蜀国，难道只有现今三星堆博物馆及四川大学博物馆保存的那少得可怜的玉器藏品？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应当着重指出，一些古玉专家，眼睛只盯住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的玉器，这是应该的。但对民间收藏的玉器不去研究，一概否认，拒之门外，考古界的排他主义是十分有危害的。一位写中国上古史的专家，写了一本上古史考证的历史书，其中写道：“三星堆文明不见文字……”。我们曾写信告诉这位专家，三星堆的玉器上有文字（据收藏者告知约1000余字），有的还是在叙述一件事情。在玉版上还有格律诗出现，这可以把中国诗歌历史上推到5000多年以前的远古时代，当然我们不是专业考古人员，只待专家来破译。

从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离不开对三星堆文物（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红山玉器良渚玉器等的研究，但尤其是应该对三星堆玉器全面的多学科地研究，它可以揭示中国的美术史，雕塑史的渊源，很有可能揭示中华文明史的曙光。

三、实物证据

当人们提起三星堆时，就只想到它的青铜器，而对它的玉器则知之甚少。其实，三星堆的主体文化内涵是它的玉器，三星堆的文物顺序是：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而玉器是最能反映它的文化内涵的主体。我们在过去的论文中，公布了70张三星堆的玉器照片，这只是成都地区民间三星堆玉器藏品的冰山一角。从照片中，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久远的年代，三星堆古蜀国的劳动人民，是如何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去雕凿成留给后代的精美玉器，留给后代们的一笔不朽的精神财富。

从照片可以看出，三星堆古蜀国人民在文字不普及条件下，只能用具体的实物来纪录下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大型的祭祀活动，（有玉版浮雕、××块的长卷），大型的战争场面（有玉版浮雕××块），打猎、庆丰收活动（有玉版浮雕××块，还有格律诗的玉版浮雕（××块）等等。当然其它方面的玉器（如：玉人头、玉琮、玉璋、玉戈、玉马、玉立人等等），也十分丰富和多样化。

如此多的形形色色的玉器出现在三星堆古蜀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在文字还不普及的时代，只能用实物（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来反映当时社会在经济的（打猎、耕田、制酒、叉鱼等）、军事的（战争玉版浮雕）、政治的（大型祭祀玉版浮雕），文化的（有文字的玉版浮雕）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而这些玉器上的图案，是现代人根本不可能构思出来的。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反映在当时的艺术品上，而这种艺术品最好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