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对古典小说作出诠释，是实现意义的重要途径。小说文本构成对意义的释有着客观规定性，对小说的文构成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受到已有事的限定，这些故事本身具时代的特定意义。在最终由某位文写定时，其对故事的择、补充和完善又进而定了文本的意义。因此，在对回本《水浒传》的意义作出诠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文本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系，即文本构成的整体性；二、文构成对其意义的客观规定性。只考虑到文本构成与意义之间内在关联，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合乎际的诠释。

一、问题提出

按照诠释学理论，文本意义的实有赖于理解和诠释，诠释是文学品的存在方式。如同伽默尔所说：“谁通过阅读把个本文表达出来（即使在读时并非都发出声音；他就把该本文所具有意义指向置于他自己开辟意义宇宙之中。”[1]（P649）这种观点虽有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之处。文作品既是读者阅读的对象，同时对阅读、诠释有着客观定性。《水浒传》作为一部优的古代文学作品，有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和不确定的。以往研究者对《水传》的诠释可谓众说纷，莫衷一是，甚至相互辩难，歧见出。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其意义被不断发现、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更新，充分现了诠释的多样性、历史性和时代。然而对诠释的客观规定性却重不够，因而导致了对其意义诠的主观随意性，似乎《浒传》可以根据主观理

和时代政治的需要而任意解读以至于违反了作品文本身的客观规定性，造成了对《水传》的误读和曲解

文学品的客观规定性包含着众多因，文本构成则是众多因素之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较复杂，在文本最终被写定前，已经有史书、野史笔记、话本、戏曲及传对其故事作了种种不的描述。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水传》的文本是由民创作与文人加工共同完的，或主张集体创作说，持文人写定说。早在20纪上半叶，鲁迅、适、李玄伯、俞平等学者都对此作过深入研，鲁迅先生就小说中的征辽情指出：

然破辽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回本名同而文迥别，迨亦由此已。[2]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在社上流传甚广；其二，《水浒》的文本因写定者取舍的不同而生分歧；其三，文本的成直接决定着文本的义。

胡适先生据他当时所掌握的资料认为最早的本子大概是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这个子可叫做‘X’本……也就是罗贯中的原本”。这一认识源于有关宋江的早期记载，如《大宣和遗事》等。胡又说，后来有人“硬入田虎王庆两大段，便成了一更长的本子……这本子可叫做‘Y’本”。“后来又一种本子出来，没有王庆虎两大段，却插入了征辽国一大段。这个本子可叫做‘Z’。”[3]这就是说，《水传》文本因写定者取舍增删的同而出现了种种不同的

版本。胡先生进而认为，明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家中传出的本是假托郭勋之名，此本“虽根据‘X’‘Y’等本子但其中创作的成分必很多。这位改作者（施耐庵或道昆）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做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妙的文字。……但作者了四十回以后，气力渐渐不佳了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他一百零八人都挤进，草草地招安他们，草地送他们去征方腊。这些部分都远如前四十回的精采了。七十以下更潦草的厉害，把元曲里许多稚的《水浒》故事，如李逵坐衙，李逵负荆，燕射雁等等，都穿插进去。拼来去，还凑不满一百回。王庆虎两段既全删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较短的征辽国段故事加进去。”[3]胡适认为尽管百回本《水浒传》的前四十、中间三十回和后三十回存着艺术上的明显差异，却完成于一位写定者之手。造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胡适认为写定者“渐渐地回到旧材料去”。这就是说，由于部分情节源已有故事，因此造成了全文本构成的不平衡至于写定者为何要“草草地招安他”，为何要“草草地送他们去征方”，为何要把王庆田虎两删掉，又为何要把征辽故事进去，胡适先生没有进一步的分析。

这一观点被后来许学者所认可，同时也认识到了文构成的差异所造成的部分意义的不同。但也有不同见解现，如侯会先生推测：“《水浒》最精采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当由一位才横溢又愤世嫉俗的层文人独立创写；小说不同凡响的想艺术成就，也是由这前半书奠定的。至于小说后半部续写整理，则很可能如某学者所说，是由郭勋门客之

流笔完成，时间当在嘉靖初年，要迟天才作家的早期创写。”[4]这是说，文本完成于同编写者之手。要之，《浒传》的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明的差异，从而导致文本构成的复化并影响着对文本意义诠释，只有对《水浒传的文本构成有一个正确的识和把握，才能够对其意义作出合实际的诠释。

实际上，无论百回本《水浒》是出于一位写定者之，还是出于众人之手，为了托自己的理想情怀，后的写定者对原有的记载、故事作了必要的取舍、改。将百回本《水浒传与此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较，明《水浒传》对原故事作了怎样的取舍和加改造；原有故事在写进全书后发了什么变化，写定为何要作这种加工改造，这些取和修改如何影响着小说文本构成等等，对于理解把握小的文本意义具有重要作用。金叹在《水浒传》第一回回前评中慨叹道：“吾特悲读者之神不生，将作者之意尽没，不知心苦，实良工。”[5]或许有些究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能限定小说文本的意义。但不可认的是，小说写定者良苦用心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构成，而应成为对作品诠释时的重要据。

二、关于前十三回

侯会先生过对《水浒传》人出场诗的考察，得出一个很有启性的看法：“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补写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浒》的原始面貌。试将十三回删掉，我们会发，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部完整的《水浒传》。[6]这一问题，聂绀弩先生也提出：“最早的《水浒》本子，当有宋江、晁盖等人的故事，很可

能是从时文彬升厅开始的。以前的那人物：林冲、鲁智、史进，甚至杨志在内都和晁盖、宋江他们有关系。……所以以前差不多十三回，都可能是后加。”[7]只要把大宋宣和遗事》与百回本水浒传》稍作比较可以发现这一说法有一定道。《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开头即写杨志卖刀，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早早便已出场[8]。回本《水浒传》却在前加上了王进、史进、鲁智深、冲等人的故事，从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样一种文本构成，实际对全部文本的意义都着重要影响，值得认真敲。

《水浒传》前七十回主要写众好汉上梁山的过程，在此之前，却先写了一为躲避高俅迫害而私走安府的禁军教头王进。对此胡适先生作出了如下解释：郭本改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一小段，所以把这一段提出来，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尾的孝子，把一段无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动人又最深刻的《水》开篇。”[3]王进的故事是否确胡适所说，是由王庆改编而来姑且不论。但胡适从文的构成入手，意识到了这种开篇“悲哀动人又最深刻”，却很有道理至于其深刻表现在何处，值得们深思。王进与后来同遭到高俅迫害的林冲不同，他没有奔梁山，而是“私走延安”。因此，王进的故事不在于示“官逼民反”、“自上作”的旨意，因为他没“反”，也没“乱”。王进之以要去延安府，小说交代得很白：一、“那里是用人去，足可安身立命”；二、“那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奉诏破大辽”用意一。可见小说的写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