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徽州文化中某一现象为例,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

以徽州文化中某一现象为例，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
社会的传承
徽州文化，又称“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敦煌文化、徽派文化、藏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政治上大力提倡的“德治”和经济活动中讲求的“诚信”都是徽州文化的精髓。

作为徽州文化重要内容的徽州宗族。

徽州宗族在中华氏族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徽州宗族的来源、徽州宗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徽州宗族的组织结构与管理以及徽州宗族制度给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累了深刻的影响。

徽州宗族制度是是一种世袭的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管理制度，它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根据理学的伦理纲常制定宗规家法，约束族众。

徽州宗族历史悠久。

大禹时代前后，徽州氏族多属三苗族和古越族土著先民。

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闽粤越人和部分中原华夏族人先后迁居徽州。

到汉末时期，史称徽州居民为“山越”。

晋永嘉之乱，北方人口纷纷南徙徽州，当地土著越民同北方华夏族友好共处、通婚融合，逐步统一融合为汉族，山越之称即告消亡。

从徽州族史考证看，徽州除本土氏族外，多为北方迁徙而来。

特别是在晋、唐、宋时期，形成了三大迁徙高潮。

第一次迁徙高潮源于两晋“永嘉之乱”，来徽的有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等九族。

第二次迁徙高潮行于唐代的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来徽的有陆、陈、叶、孙、洪、罗、舒、姚、赵、戴、康、施、冯、夏、李、朱、潘、刘、曹、毕、王、江、许、廖等24族。

第三次迁徙高潮起于两宋“靖康之乱”，来徽的有柯、宋、张、周、阮、杨、蒋、刘、饶、马、滕、孔、徐、吕、韩等15族。

当然，入“徽”为官不归和文人学士慕恋新安大好山水栖此不回，也是外姓留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朝代上看，明代以前可考的大族有57个，主要大族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八姓，洪、余、鲍、戴、曹、江、孙、毕、朱、巴等姓次之。

外地大姓迁徙徽州主要在汉、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等朝代，迁徙最多是在唐代，共有24个姓氏家族；其次为宋代，有15个氏族。

这与上述中原氏族三次入徽大迁徙是相一致的。

迁徽大族原籍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等省。

可见，中原地区是徽州氏族的主籍地。

徽州宗族主要通过制定宗族社会行为规范来加强管理，这就是族规。

徽州地区族规家法，多从表彰善行、杜绝恶习、明确职守、重视名教四个方面，形成一个控制族人的法规体系，保障宗族社会稳定运行、发展。

其基本内容体现封建阶级本质的纲常伦理和关于职业当勤、崇尚节俭、重视教育、济贫救灾、抚孤恤寡、遵守法纪、和睦邻里、禁止闲游、禁止迷信、禁止赌博、尊敬耆老、戒溺女婴、禁止偷盗、保护林木等传统精神文明的精华。

主要内容是规范个人的道德行为，体现在忠义、孝顺、友悌、勤劳、节俭、礼貌等条规中，以维持家庭和睦相处以及家族生存发展。

族规明文禁止一些不良行为，规定族人对家族公共事物的义务和权利，以加强家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确定有关祠堂、祖坟、祭祀、族田、修谱等与家族成员有关的各项事物，并告诫子孙要处理好家族与外族、地方、国家的关系。

宗族具有社会化职能。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儿童从小生活在亲属关系网中，他的知识和观念不仅来自于父亲，也来自族中其他长辈，每个长辈都有责任对他进行指导和教诲。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化发达，商业兴盛，徽州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而教育机构大多是由宗族兴办的。

有的宗族还置有专供教育费用的学田。

年龄稍长之后，男孩就开始参加宗族内的一些礼仪和祭祀活动。

每个族中子弟都在宗族的日常生活、仪礼活动和学校教育中，掌握做人的规范，懂得各种礼节，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

传统社会中的官僚机器在县级以下比较薄弱，无法实施强有力的控制，社会治安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由宗族担当。

族长根据族规家法行使司法权。

许多族长是报请官府批准，具有准官僚的身份。

宗规家法不论是否报官批准，在宗族内都具有法律效力。

徽州宗族制度给徽州社会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徽州宗族对于徽州社会的积极影响
①凝聚同宗势力，增强抗击自然与社会的能力；
②加强社会伦理教化；
③缓和了宗族内部的阶级矛盾；
④激励族人发奋图强。

（2）徽州宗族对于徽州社会的消极影响
①对于理学教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僵化守旧；
②过度发达的宗族制度限制和约束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空间。

徽州宗族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研究徽州宗族变迁时，对这种所谓的大姓、小姓不平等，是应当加以批判的。

随着古徽州文史典籍的不断发现和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广，人们对徽州宗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