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邵飘萍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一生在两个方向上做出建树。一是政治上，以新闻舆论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一是在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独创性的，综合的。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关键词：邵飘萍新闻思想现实意义

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一、邵飘萍的基本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那么, 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 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 新闻事业传递消息应该是“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 是“国民舆论代表”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报业, 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新闻舆论也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报业经济, 应该摆脱资本的控制, 经济独立的途径是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报社公职人员同样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记者是“布衣之宰相, 无冕之王”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他认为, 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 乃是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 报纸要“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 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 , 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旧中国, 历来是实行封建言论专制的, 无所谓思想民主、言论自由。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 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报刊,或沦为反动党派、军阀派系的报纸或者磨灭了以往激烈的政论锋芒, 扼杀了以往追求领导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邵飘萍于1922年10月5日在《京报》创刊时, 提出了“监督政府” , 教育民众的办报方针。他的办报思想在顺应新文化潮流、冲击封建言论专制方面,作用是积极的

另外, 邵飘萍还赋予独立办报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 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控制。独树一帜, 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同时积极主张并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1916年, 邵飘萍独立支撑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新闻编译社虽然是初级通讯社，无力向全国、全世界发电讯稿，但它作为帝国主义通讯社的对立面出现，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同时也为中国通讯社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对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通讯事业的垄断，形成维护中国利益的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这样的思想无论对于我们的新闻研究，还是新闻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

记者应该具有品性。邵飘萍说：“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记者的责任，记者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邵飘萍还十分重视记者采访能力的培养。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访艺术，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

在长期的采访活动中，他广交朋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与之靠得拢，谈得来，因而采访信息灵通。在采访过程中，邵飘萍处事随机应变，“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 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报》、《时事新报》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份，传遍上海滩，热闹非凡。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邵飘萍的采访思想和采访技能，曾经使新闻界同行为之叹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十分重视采访的艺术，每次采访都能做到“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在总结采访经验时，邵飘萍提出记者必须细致、机警、敏捷，有很强的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在新闻通讯写作上，邵飘萍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他的文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在编辑工作上，邵飘萍也有不少改革。他非常注意标题和版面的安排。他所主办的《京报》，栏目众多，新闻通讯和评论结合紧密，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报纸死板的情况下，《京报》的异军突起，对报纸编辑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重视报纸的经营管理。在新闻教育事业上，邵飘萍同样是个开拓式的人物。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