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邵飘萍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

他一生在两个方向上做出建树。

一是政治上，以新闻舆论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

一是在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独创性的，综合的。

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

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关键词：邵飘萍新闻思想现实意义
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

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

邵飘萍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一、邵飘萍的基本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

那么, 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

它判断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

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 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

他认为, 新闻事业传递消息应该是“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 是“国民舆论代表”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报业, 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新闻舆论也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

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报业经济, 应该摆脱资本的控制, 经济独立的途径是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

报社公职人员同样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

记者是“布衣之宰相, 无冕之王”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

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

他认为, 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 乃是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

因此, 报纸要“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 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

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 , 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

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旧中国, 历来是实行封建言论专制的, 无所谓思想民主、言论自由。

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 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报刊,或沦为反动党派、军阀派系的报纸或者磨灭了以往激烈的政论锋芒, 扼杀了以往追求领导革命的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邵飘萍于1922年10月5日在《京报》创刊时, 提出了“监督政府” , 教育民众的办报方针。

他的办报思想在顺应新文化潮流、冲击封建言论专制方面,作用是积极的
另外, 邵飘萍还赋予独立办报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

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 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控制。

独树一帜, 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同时积极主张并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

1916年, 邵飘萍独立支撑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

新闻编译社虽然是初级通讯社，无力向全国、全世界发电讯稿，但它作为帝国主义通讯社的对立面出现，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同时也为中国通讯社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对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通讯事业的垄断，形成维护中国利益的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

这样的思想无论对于我们的新闻研究，还是新闻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

记者应该具有品性。

邵飘萍说：“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

“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

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

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

记者的责任，记者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邵飘萍还十分重视记者采访能力的培养。

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访艺术，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

在长期的采访活动中，他广交朋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与之靠得拢，谈得来，因而采访信息灵通。

在采访过程中，邵飘萍处事随机应变，“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

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

年方21 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

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

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

传达长拒之于门外。

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绝口不谈和战决定。

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

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

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

《申报》、《时事新报》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份，传遍上海滩，热闹非凡。

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

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

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

邵飘萍的采访思想和采访技能，曾经使新闻界同行为之叹服。

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

他十分重视采访的艺术，每次采访都能做到“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在总结采访经验时，邵飘萍提出记者必须细致、机警、敏捷，有很强的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在新闻通讯写作上，邵飘萍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他的文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

在编辑工作上，邵飘萍也有不少改革。

他非常注意标题和版面的安排。

他所主办的《京报》，栏目众多，新闻通讯和评论结合紧密，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报纸死板的情况下，《京报》的异军突起，对报纸编辑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

他重视报纸的经营管理。

在新闻教育事业上，邵飘萍同样是个开拓式的人物。

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
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并且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这一消息首先在外国报纸上披露，邵飘萍得知后，立即驰报国内。

国内民众悲愤交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并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五四前夕，邵飘萍出席北大的会议，向青年学生介绍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决议，激动的说：“中华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并举行五四运动，邵飘萍是发起者之一。

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旗帜鲜明地反对段棋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的滔天罪行……，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大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采访得到《善后借款合同》后，立即在报上发表了消息，这条消息的传播，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成了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七君子”事件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

但不少报纸迫于压力，第二天就见报。

推动了七君子的早日获释。

二、邵飘萍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依靠群众办报
他十分注意借助社会力量, 集中群众智慧办报, 办副刊。

《京报》复刊后, 副刊迅速增加到十种以上,做到“多种副刊轮替发行, 周而复始, 既不患单调, 又不致零乱,于学艺之专研, 报章之体何均为有益。

”这么多副刊都是靠社会力量来办的。

如《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民众艺术周刊》胡也频等主编, 鲁迅校阅；《妇女周刊》, 北京女师大蔷薇社编辑等等。

邵飘萍还邀请鲁迅主办《莽原》，先随《京报》附送, 后单独发行。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篇杂文和小说, 最初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他这种依靠社会力量, 兼有报纸和杂志之长的副刊多样化的做法, 是邵飘萍对报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今天仍为各报广泛使用。

（二）提倡“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生动活泼的文风
他针对以往为报纸评论“少事实而多论断”, 好发空论的缺点, 很注意用事实说话。

他认为, “事实乃最易子证明是非、“其足令读者同清信仰, 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新闻学总论》第20页）。

他还主张写评论要“简洁明快”和“含有美禾之意味”, “除去记述某问题之理由见解外, 其文词亦具有几分动人之魔力”。

他所写的时事评论, 不论是长篇的社论,或是百把字几十字的短评, 都“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 很有特色。

在新闻通讯写作上, 邵飘萍经常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文章态肆流畅, 生动活泼。

尤其是他的批评性文章, 旗帜鲜明, 尖锐泼辣, 幽默深刻, 与鲁迅的杂文一样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三）强调新闻的真实性
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以及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访报道也是现代媒介从业人员的追求。

邵飘萍认为“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诚外交记者之绝技也。

夫所需材料既如是，其伙则自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巨细糜遗。

不但记当场之‘裸的事实’，更须探悉各派之内情，预测问题扩大之程度；极繁琐之案件，则随笔加以是适当之裁剪。

”可见，邵飘萍对于事件的报道，已经有了现代新闻报道中的“深度报道”的意识。

他在第十一章里详细列举了裸体新闻应记之项目共5 大类，29 小类。

其中“突发之天灾地变”中对“煤矿爆发”的描述列举多达整整60 条。

可见其对采访的
重视。

所谓“采七写三”，就是这个道理吧。

他对各个事件所要采访细节的列举，今天看来，依旧叹为观止。

三、结语
邵飘萍的新闻教育和对新闻理论的研究，是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在新闻教学上他的贡献主要是在新闻采访和写作上，作为我国最早的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两讲师之一，他培养的很多学生于我国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新闻学研究上，他写出了我国第一批的新闻学著作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他的一生不仅是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