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演变概述

西方民主政治演变概述

汉川高中李克志整编

说西方民主政治,得从古典民主政治说起

一,苏格拉底

苏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弊端是外行治国, 他反对抽签选举官员,认为此法愚不可及：“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方式去雇用一位舵手和建筑师”。即使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的权力也需要接受某种制约。苏的殉难直接证明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荒谬。

二，柏拉图

其《理想国》基本否定了民主制，但他反对的并非是自由平等原则本身，而是这些原则的滥用。它是吸收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第三种形式”的混合国家制度。

三，亚里士多德

亚对其师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他克服了其师重君主轻民主的偏颇，强调民众的集体智慧。主张建立一种能使穷人和富人利益兼顾的共和政体。即中产阶级（重装步兵）掌权的政体。中产阶级不会像富人只会统治而不会服从，也不像穷人只会服从而不会统治。他说“人是政治的动物。”

四，波里比乌斯

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前200-前120）。其《通史》通过对罗马政制的分析，初步提出了国家权力中的分权和制衡原则。他说罗马政体是典范：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三大权力机构并存，它们有各自的职责范围。执政官是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军队总司令；元老院掌国家财政、外交事务和审理重大案件；人民（大会）在名义上拥有国家最高主权，有权通过或否决所提交的议案、决定战争与和平、批准条约的签定、选举高级行政长官、对判重刑的公民上诉案件进行终审判决、审查高级行政长官的述职等。它们间是彼此协作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五，罗马的西塞罗（前106-前43）

他是波氏的追随者，他坚决维护人民大众的参政权利，但反对把实际决策权交人民大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最高权力赋予人民，实际权力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平等的口号下，仍然是实际的不平等。他的思想有明显的“精英政治”的印记，他拥护的实际是贵族共和制。远没有摆脱与现代民主观念格格不入的个人“身份意识。”他认为“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

六，基督教的突破之功

现代民主政治的两大前提：个人和民族两个层面上的自由意识的觉醒。其中个人层面的更具基础意义。

个人意识觉醒，基督教有突破之功。这是因为：希伯来文明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它仰望苍天，渴望灵魂的救赎，以“他世”取向为特征；希腊文明则没有真正的宗教意识，它俯瞰大地，热衷于探索人生奥秘，带有深切的“此世”关怀。两希文明合流联姻引发的重要后果就是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从希腊那里学会了对理性的尊重，通过运用理性来理解上帝可以增进对上帝的信仰。它还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要素，其中有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正因为其海纳百川的世界主义胸怀，兼顾贫富的共和主义倾向，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罗马帝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具有其它宗教的关爱——普天下皆兄弟，“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

们也要怎样待人”上帝虽然无所不能，但从不剥夺人们的自由，因为他要人们作他的孩子而不是奴仆。基督教又从希伯来文化中学到他世的取向，有了个人得救的宗教关怀，而希腊文化的此世取向缺乏对个人的真正关心和尊重，亦即缺乏个人自由意识。古希腊真正关心的，从来就是城邦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城邦的重要性远高于个人的重要性，个人的价值取向主要取决于他对城邦的贡献，每个个人都必须以城邦公民作为自己的第一身份（其实也是唯一的身份），都必须绝对服从城邦的利益，随时准备为城邦牺牲自己的一切。个人完全被政治化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可言的。但基督教的成功传播使人们逐渐产生这样的一些疑虑：此世未必真实，他世未必虚幻；尘世也许只是瞬间，而彼岸才是永恒；城邦的安危固然重要，但个人身后灵魂的居所呢？如果信仰可使灵魂得救，那么又何必将此身仅与城邦捆在一起，当一辈子的“政治动物”？个人就这样多了一重基督教徒的身份，而不再只是“城邦公民”了。这说明希腊罗马原来的一元化（政治化）的社会生活走向二元化了，即呈现出此世关怀与他世关怀并存的局面。个人与政治间关系的松动，实际是个人自由意识开始萌生的标志：人们第一次朦胧意识到，一个人一辈子只为城邦这个集体活着未免太亏，个人多少还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基督教破天荒的拓荒之功。

七，文艺复兴的贡献

基督教虽有突破之功，但他不是有意而为，有意而为的是漫长岁月的极力压制个性自由，直至文艺复兴，西欧才盼来了个性解放的第二个突破，由此开始了个人自由意识的真正觉醒。

文艺复兴对世界文明的最伟大贡献，是昭示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它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个人自主自立的强调，二是对私人生活的尊重，三是对个人全面发展的追求。个人主义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为福社会，也能为害社会，关键是要有一个度，并应协调以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但是，就当时西欧而言，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显然还没有踪影，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却是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正当性）的问题，一旦解决，以往一直受到严重抑制的个人创造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才能开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进程。

由此看来，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民主政治的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八，但丁——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萌发

在中世纪，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族的认同中心——封建王权的权威总也树不起来。因罗马教会把西欧变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宗教统一体，所有教徒以罗马教会为首要效忠对象，各民族世俗统治者的权威只能是一个附属性的存在，它实际受罗马教廷的干涉和控制，在包括教职任命，王室婚姻等等上不能自主，加之封建割据普遍存在，领主根本不听中央号令。这使得西欧历史上缺乏君主专制主义的强劲传统。对现代民主政治有相当意义。但也阻碍民主政治的必要背景——统一民族国家的诞生，从而延缓社会转型的进程。尽管强大的王权将来注定要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否定物，但为了政治民主化的最后成功，首先还须肯定它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为了最终实现民族的自由，首先必须实现王权的自由：而认识到王权自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实际上也是民族自由意识觉醒的开始。

导致民族觉醒的根本动因是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工商业的主要从业者，一般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内市场，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他们进行国际商业竞争的坚强后盾。为此，他们很自然地充当各国国王强化王权、实现国家统一的同盟者。

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但丁（1265--1321）他的名著《论君主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