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亲属范围的界定

故旧，由吏部另外派员，另辟称谓“考功别头试”的方法进行考试，开创了科举考试师生故旧回避和亲属回避的先河。

宋代亲属回避，经过了从起初的制度不严格到后来日趋严密，范围进一步扩大的过程。宋初规定：“父子兄弟及亲近之在两府者，与侍从执政之官，必相回避”；[7]有嫡系亲属关系及母家、妻家近亲关系者，不能在一个官衙中任职，或不能在一个地区的不同官衙中任主要官职；中央高级官员的亲属不得在京都及附近任府县官，职卑者要回避；中央政府官员之间的亲属也要回避。如宰相与执政之间、宰相与六部尚书、给事中、侍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侍从官之间必须回避。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制定的《服纪亲疏在官回避条例》，回避亲属的范围从直系亲扩大到姻亲，再扩大到其他旁系亲属。规定：“本族缌麻以上亲，及有服外亲、无服外亲，并令回避，其余勿拘。”[8]避亲制度还禁止诸如子承父职之类相互接任地方官。法令规定：“所注拟外官，其五服之内于法许相容隐者，皆不得相为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论”。[9]官员被任命时，除了自己要填写“射阙状”，声明是否有需要回避的亲属，还要有两名官员为其写出“保官证”证明。如果被保者故意隐瞒实情，一旦发现，“保官证”也要受连坐惩处。[10]宋代吸取历史教训，对武官的回避严于一般朝代，宋英宗治平七年规定：武官任职前自己呈报亲属关系，除皇帝的特旨外，已经担任了武官的家庭，不得互相通婚。[11]南宋在官吏任职亲属回避方面比北宋更严格，亲属的范围也更宽泛和明确，甚至只要有婚约尚未成婚的姻亲也要回避。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卷八《亲嫌・名利敕》对“亲戚”一词，法令作出了具体解释：“诸称亲戚者，谓同居（无服同）若缌麻以上（本宗袒免同），母、妻大功以上亲（姑、姊、妹、侄女、孙女之夫，侄女、孙女之子同），女婿、子妇之父、祖、兄弟（孙女婿及孙妇之父、兄弟妻及姊妹夫之父同），母妻姊妹、外孙及甥之夫（妻之姊妹之子若外祖父及舅同）。诸缘婚姻应避亲者，定而未成亦是。”[12]

清代官员任职亲属回避，分类更加合理，列举更加明确，制度更加完善。1.关于任职亲属回避。康熙朝规定，同一衙门中，笔帖式以上，京官部院尚书侍郎以下，嫡亲祖孙、父子、叔伯、兄弟，母与妻之父及兄弟，己之女婚姻甥同在，令官小者回避；若同衙门同官，令后进者回避。外官中，凡是涉及刑名钱谷考核纠参的，只要是同族关系，不分远近，官小者回避。

自康熙以来，清王朝严格执行对亲属回避的规定，如乾隆年间的冯光熊，朝廷任用为贵州巡抚，而其子冯巩又在贵州开州供职。吏部根据父子同地任职回避规定，改调其子冯巩为云南宁州任职。不久后，冯光熊又被调到滇抚任职，吏部于是又将冯巩调回贵州任职。在乾隆朝，作为回避制度执行的界限，把姻亲细分为直系的“本属”和旁系的“隔属”两类。为了保证姻亲回避制度的执行，较远的旁系“隔属”姻亲无须回避，而翁婿、郎舅、外祖父与外孙、姨甥、姑夫等直接的“本属”姻亲亲属，必须回避。乾隆三十九年又规定：“定本省盐场批验大使只令商籍回避。浙江巡抚三宝条奏：‘盐场大使、批验所大使，如止籍隶本省，并非商籍者，仍照旧毋庸回避。若系商籍之员，于起文起选时，在文结内声明某省商籍，咨部注册，以凭查核、回避。’从之。”[13]光绪朝禁令，官员任职，只要在其管辖地有五服以内亲族寄籍聚居就要回避：“系属聚族而居，业已成材者，应令回避，以别府之缺酌量对调”。[14]2.“师生故朋”的回避。前朝历代的师生回避只限于科举考试中，清代突破了这一领域的规定，规定在科举考试等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在以后的任职中均要回避。3.清朝创造性地设立了“刑名幕友”的回避制度。因为官员的智囊类宾主朋友等人物（俗称幕友或幕宾）参与机要等重大政治活动，对官员影响巨大，于是在清朝雍正、乾隆、嘉庆年间都做出规定，各省督抚每年报奏幕友或幕宾的姓名、出身、人品事迹等，并且规定入幕五年必须更换。嘉庆年间上谕，各省督抚不得留属员入幕，也不得任用幕宾为本身的下属官职。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师生故朋”、“刑名幕友”，在任职时都是按亲属回避标准规定的。

二、当代国外和我国澳门地区官员任职回避制度亲属范围规定

笔者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官员任职回避制度亲属范围规定，同时也搜集了一些国外和我国澳门地区的亲属回避规定，以供我国立法参考：1.在亲属回避方面。瑞士《联邦委员会与联邦行政组织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对“近亲”解释为：联姻直系亲属、第四亲等内的旁系亲属以及姐妹的配偶、兄弟的妻子和名义上认作近亲的人。并且规定：有父子、兄弟、叔侄关系的“近亲”，不得担任有隶属关系的职务。[15]同时规定具有此类“近亲”关系的也不得同时任以下职务：联邦委员与联邦办公厅正副主任之间；联邦委员与其主管的秘书长之间；联邦委员与其领导的总局长

李志明：我国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亲属范围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