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_瓦茨和齐默尔曼的_会计理论的需求与供给_市场解释_

会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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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和齐默尔曼的《会计理论的需求与供给：市场解释》评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苏艳霞王昌锐邓启稳

罗斯·Ｌ．瓦茨（ＲｏｓｓＬ．Ｗａｔｔｓ）与杰罗尔德·Ｌ．齐默尔曼（Ｊｅｒｏｌｄ

Ｌ．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的《会计理论的需求与供给：市场解释》（Ｔｈｅｄｅ－

ｍａｎｄｆｏｒ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Ｅｘｃｕｓｅｓ，以

下简称“解释”）一文认为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在于解释与预测

广义上的会计实务，并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经济商品运用经济学

的供需理论解释了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需求。

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的诞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

Ｅ·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１９６６年，瓦茨毕业于澳大利亚

的纽卡斯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获得学士学位，并分别于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１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瓦茨曾在《会计评论》、《会计与经济学杂志》、《亚太会计杂

志》、《会计研究杂志》、《英国会计评论》和《金融经济学》等许

多著名杂志上撰写及与人合著了多篇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齐

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１９７８年与１９７９年的９月，

瓦茨与齐默尔曼合著的文章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１９８６年，他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获会计领域杰出贡献奖；１９９６年罗切斯特大学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奖。齐默尔曼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Ｅ·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国会计学会的重要成员，国际会计理论著名的会计学家，曾担任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受经济学和理财学对有效市场假说（ＥＭＨ）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ＣＡＰＭ）进行大量经验性检验的影响与启发，美国一些年轻会计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开始尝试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早期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数来自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研究较强的芝加哥大学，包括鲍尔、简森、瓦茨等人。自１９６８年以来，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以瓦茨和齐默尔曼为代表所创立并逐渐形成的实证会计学派，更是为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７０年代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大量涌现，瓦茨和齐默尔曼合著的《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和《解释》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献。该文原载于１９７９年４月《会计评论》（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第５４卷第２期。

二、《解释》的基本结构

《解释》一文共分五个部分论证和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其基本框架如图１。

瓦茨和齐默尔曼在该文中首先提出了绝大多数会计理论都是规范性的原因和为什么没有单一的可广泛接受的会计理论。该文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进行分析，认为会计理论的产生是为了适应需求。论文首先验证了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接着验证了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通过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刺激了个人对会计程序的院外游说活动，在院外游说活动中会计理论是一个有用的辩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产生了对会计理论多样性的需求。因为每一个被会计程序变更影响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会计理论来支撑它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阻止了会计理论的一致性。会计理论之所以规范，是因为其被用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借口。

三、《解释》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据以往的观察提出问题：会计理论在决定会计实务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时说明研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决定会计理论的理论。该理论倾向于是一个实证理论，即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决定现存的会计文献因素，预测随着因素的变化会计理论研究应如何变化，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解释该理论的作用。作者的假设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完美的逻辑或经验的结论。其研究的初步结论与Ｚｅｆｆ和Ｈｏｒｎｇｒｅｎ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他们预测会计理论将被用来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进而解释其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相对Ｚｅｆｆ和Ｈｏｒｎｇｒｅｎ的观点，其贡献在于给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对会计理论作进一步的预测。这个框架来源于经济学，将会计理论作为一个经济产品，并且验证这种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的本质。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理论的需求差别一方面是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

在自由经济条件下，政府仅有的作用是加强契约。在政府强制要求审计之前，公司财务报告已经开

始自愿进行审计。瓦茨对代理关系的分析认为，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被审计过的财务报表的功能是减少代理成本。该理论预测会计实务在不同的公司出现取决于代理成本的性质和数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代理成本是公司债券数额和经理持有权益相对份额的函数。这些数量影响了经理采取行动从而解除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积极性。代理成本随着监督经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监督成本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股权的分散程度和复杂性。此外，规范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实务将在不同公司之间不断变化，因为会计实务能最小化一个行业的代理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业的代理成本。为了减少权益和债务的代理成本，几项契约策略被用来减少经理和股东降低资本股票价值的可能性：（１）股利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利润百分比，该条款被当作一项阻隔器；（２）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须保留固定金额的储备金；（３）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资产被作为一个价值变化与利润密切相关的存货账户。自由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的作用表现为：一是教学需要。会计程序的设置是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由于不同企业的契约成本各不相同，会计程序也将迥然不同。然而，会计程序的多样化增加了会计实务教学的难度。如果缺乏实证会计理论，教师只能自己建立教学法（经验法则）来分析实务中的差异。为了满足这一教学需要，研究人员考察了现存的会计程序，并总结了不同程序之间的异同点。对会计实务的描述着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属性的企业倾向于遵循特定的会计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经理、审计师、债权人和财务分析专家需要会计理论来了解和预测会计政策选择对其财富的影响。同时审计师还需要了解管理当局所选择的会计程序对契约成本的影响状况。三是辩解需要。早期，经理曾就人们指责其改变折旧方法以增加“利润”和其自身的报酬是以牺牲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观点进行辩解。会计教科书和文章不仅为审计师反对经理的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经理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是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由于财务会计报表在财富转移过程中起一个主要的作用，因此，财务会计报表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Ｍｏｏｎｉｔｚ（１９７４ａ，１９７４ｂ）和Ｈｏｒｎｇｒｅｎ（１９７３，１９７７）的文献也证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将寻求或反对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财富转移影响公司价值的会计程序。政府对会计理论需求干涉的结果表现为：一是政府对企业管制而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教学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辩护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实证研究来帮助其权衡各种决策，还需要向新闻界和选民表白他们的活动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对以公共利益为理由的规范会计理论的需求，也就是说，之所以要采纳那些会计程序是因为它们会优化投资者的决策。可见，理论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有效辩护这一命题与实证信息和结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会计理论供给的本质会计处理方法需求是多样化，作者期望发现各种各样的规范性理论。会计理论学家认为会计理论应当用于决定会计实务或标准，大部分会计理论学家认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论的原因在于最终促进会计实务的发展，而不是提供所谓的“解释”。瓦茨和齐默尔曼则认为对于会计理论最显著的需求（在管制经济中会计的需求）是对理由——“解释”的需求。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是如何对所需求的经济物品的性质和数量变化进行反应的，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７６）的观察简要的总结了只要存在大量的个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理论，供给就能够回应需求。

在政治过程和市场活动中都存在辩解需要，消费者（既得利益者）通过对会计规范的需求决定着会计理论的供给。一个会计研究者的声望和表达力越强，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学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学生和资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学。研究者受到的激励是非物质的，其回报是较高的工资和大量的研究资金。如果会计研究者的成果与现时利益相关，那么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学者就越有可能知晓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驱动的研究者会倾向于关注会计中的现时问题。当既得利益者对会计标准有分歧时，会计争论就产生了。

会计研究者经常将政策建议作为其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的建议不可能成为那些处于自身利益而倾向于推荐程序的公司经理、实务工作者或政治家们的“解释”。不过，研究结论会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声誉则越高。同样，对备选会计实务的批评将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将提高研究者的声望。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政府机构的官僚和公司经理会寻找有说服力的提倡某种符合这些实务工作者、官僚和经理自身利益的特别实务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为咨询专家，或授权其从事有关会计问题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权一方可以更加准确的预测最终的研究结论。这样，研究和顾问资金将会流向最具有说服力和一致性的会计实务方向，而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将会从这些会计实务的采纳或摒弃中获益。

由于会计标准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各会计标准之间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结果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各方的相对成本。这些成本随着预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标准的理论基础是胜利方的理论基础；如果是妥协的结果，如公司合并的ＡＰＢ１６号，其理论基础即是折中的产物。同一团体并不是每次都获胜；有许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参与。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也较少给予相同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场合支持历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会支持市场价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对解释的需求，因为其在政治领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如果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取决于对解释的需求，且如果需求决定了生产，则会计理论将会由政治争论所产生。可以观察到会计理论的性质随着政治问题的变动而变动。会计理论同步或滞后于政治问题。无法观察到会计理论引导政治行为。

作者指出与其在备选会计理论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够部分明确的备选理论是在会计文献中有助于“公众利益观”的理论。如果文献中理论的出现引导或滞后于管制时，就可以辨别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和备选的公众利益理论之间的不同。如果是引导，公众利益假设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滞后，作者的理论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献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无法辨别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公众利益观”推动了理论和管制的产生，但是理论的出版却滞后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观和作者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样会产生对会计文献的另一个解释或会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