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_管子的经济思想

第二节 财富与劳动



《管子》作者虽与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从自然形态去理解财 富，但已很强调金玉这类财宝的货币作用，把它们同其他商品区别开 来。如说：“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管子· 八 观》 ） 一般的说，《管子》所谓财富是指谷物、桑麻、六畜、房屋等劳 动生产品和山泽、土地、沟渎等自然财富。在这些财富中，谷物被看 作是财富的主要表征，而六畜和桑麻也甚被注意。因此，这就很自然 地会以谷物的多寡来衡量一国财富的多少。关于一般人民的财富，自 西周以来一向是以家畜的多寡为衡量标准。但在管子的时代，桑麻的 多少也标志一个人财富的多少，这是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 果。 如：《管子· 治国》中说：“粟多则国富，……富国之生于粟 也”、“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
第三节 自利观点

在《管子》一书中，“自利”被非常明确地肯定为人 类的本性，其存在是客观的。 人情都是“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 有也。”（ 《管子· 禁藏》 ）这就是“自利”。 《管子》作者将自利作为说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指 导原则。他说：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 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 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 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 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执)利之在．而 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忧而民自富。如 鸟之复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管子· 禁藏》 ）


特别要指出的是《管子》作者非常重视劳动在生产中 的作用。他说：“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 生于劳身。”（ 《管子· 八观》 ）他坚持劳动创造财富的 作用。他甚至称：“劳教定而国富。”（ 《管子· 侈靡》 ） 然而更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财富生产问题上，将土地与 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是《管子》经济思想 的特点。他指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 命曰人满。”（ 《管子· 霸言》 ）这表明《管子》作者对 人与地这两个生产要素不是从它们的绝对量去考察，而是 从两者的相对关系上去考察．这是管子对这一概念的发展。


关于土地，《管子》作者虽在许多场合均结合着谷物 来考虑，但他对土地作用的理解决不限于谷物的生产，其 他产品如木材、桑麻、禽兽之类也有赖于土地以滋生。他 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 （《管子· 水 地》）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 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 《管 子· 乘马》 ） 《管子》作者已看出土地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资料， 而且是封建政治统治的最带有根本性的东西。这里，管子 作者没有考虑到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第四节 分配概念
到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存在着富裕的残余封 建领主、新兴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以及新兴 的大地主，他们成为社会的富豪集团，即所谓 “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踌(积也)蓄 之家，此吾国之豪也”（ 《管子· 轻重甲》 ）。 贫富对立，古代开明思想家都能有所认识。 《管子》作者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 现实。其不同于当时其他思想家之处是注意到了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那末，财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管子》认为，财富 来源于劳动与土地，与十七世纪的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 公元1623至 1687年)的观点相同。在《管子》一书中有以 下一些提法：“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管 子· 小问》）“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 民非作力毋以致财。”（ 《管子· 八观》 ） 这些都表明：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劳动却是财 富的源泉。关于人地关系，商鞅也有类似主张，对于劳动 创造财富，墨翟亦有同样的理解，惟他们对此问题的处理 均不如《管子》一书中的深刻。


为什么土地在政治上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在管子作者看 来，这主要是土地在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特别是在农业 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而致。因此，如何发挥土地的作用就成为 一个重要问题。所以“辨于地利而民可富” （《管子· 侈 靡》）。《管子》中至少有五篇是专门研究土地及与与土地 利用有关的问题的（ 《管子· 水地、四时、五行、度地、地 员》等篇）。管子作者对土地的基本观点是：“地大而不耕， 非其地也”（ 《管子· 霸言》 ），“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 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 《管子· 权修》 ） 《管子》进一步分析了自然条件的作用，指出四时气候 和日夜变化是客观规律，“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是 人们无法改变的。但土地就不是这样，人可以从土地上的努 力，以适应这些客观条件而增加财货的生产。如财货未能增 大，那是封建官府未尽责任以适宜处理土地问题。这里， 《管子》作者又一次体现出它承认规律的客观性，同时也承 认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客观条件。


《管子》作者不仅从自利的人情出发，主张要顺民所欲，它还对 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作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仅有的 卓见。《管子》中曾写到，“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 பைடு நூலகம்涵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 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 （ 《管子· 君臣上》 ）“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则 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其归问于家矣。” （ 《管子· 小称》 ） 人们很不易相信这是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所可能讲得出来的话。 早期儒家虽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说，墨子也曾以 人民的意志来表示“天志”，但他们最多只是说：人民之意愿反映了 “天”的意志，因而是不可违抗的。在《管子》中，这个问题是从另 一个角度考察的。在这里，一个统治者的行为的善恶，是直接通过人 民来评价。作者甚至将人民的集体智慧提到所谓“圣人”的智慧水平， 认为人民对是非之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人民的考察监督是不可逃避的。 基于这种信念，《管子》作者要求将所谓“圣人”(包括统治者)之 “德”交到群众中去同人民的集体智慧相印证，要求统治者与人民合 为一体。这样卓越的见解是当时各学派之说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七章 管子的经济思想
本章概要 介绍管子的经济思想及其轻重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管子的经济思想。 2、了解管子的轻重论及其应用和意义。

第一节 经济的政治和伦理观


《管子》一书一向被认为是管仲之作。由于《管子》 一书中有些篇章曾涉及管仲临终或身后的事件，故自西晋 以来即有人怀疑非管仲所作。到现在一般均认为此书非一 人一时之作，多为一些崇奉管仲的经济政策的学者所撰述， 并于战国中后期其基本体系即已完成。 在现存的《管子》七十六篇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 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 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大体说来，《管子》中所阐述的经 济问题均比较深刻，有的甚至很卓越，特别是在论述有关 商业、货币、价格等问题上尤其如此。在这些方面所显示 的天才的闪耀，如果还不算是超过的话，至少也是不下于 古希腊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



在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战国时代，新兴的剥削阶级日 益成长壮大，必然会要求一个能说明自己的剥削和营利行 为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理论。自利观念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 要求。故除《管子》作者而外，战国后期的法家和儒家也 宣扬自利观点。 然而，同样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 论。所以，管子作者虽然在自利观念上作出了相似于亚 当· 斯密的描绘，却未引伸出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 竞争原则，倒是引伸出了一个适应于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 的干涉政策。 他的逻辑是：尽管人们一般的倾向是得“所欲则乐， 逢所恶则扰”，惟就个别人而言，则是“好恶不同，各行 所欲”。贤者的欲望合理而不肖的欲望不合理，其满足的 结果，会“安危异焉”。另外，“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 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也就给社会造成纷乱。故必须 由政治权力为之指导，使其能避害而就利，然后才能作到 “财多而过寡”（以上引文见《管子· 禁藏》） 。


《管子》坚持“富民”政治，如《管子· 治国》中说：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类此文句，在《管子》一书中 随处可见。管子将国家的安危，政治之良窳(yǔ，好坏)， 均归结到能否充实人民的物质经济生活这一点上。 在其他社会活动方面如军事，《管子》也认为“为兵 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 而器无敌” （《管子· 七法》） 。换言之，战争的胜败决 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管子作者甚至主张“御神用 宝”，用“神龟”以抵借军粮（《管子· 山权数》） 。这 意味管子学派不仅否定神权的支配作用，并主张进一步利 用人们还不能摆脱神鬼迷信的这一事实，以达到其政治经 济目的（ 《管子· 轻重丁》 ）。

《管子》在讲理国之道时强调顺民所欲并加 以指导，论及如何教导百姓时，则采取了另一种 态度，他说：“民欲佚而教之以劳……劳教定而 国富。”（ 《管子· 侈靡》 ）这也说明了管子作者 重视劳动的作用。他甚至还主张对人民要使其 “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恰于上 也。”（ 《管子· 国蓄、轻重乙》 ）



管子作者特别强调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其政治、 伦理观点的基础，《管子》一书将唯物观点贯彻到政治、 伦理等各个方面。 在伦理方面，管子认为社会伦理标准是否有实践意义， 要看它是否建立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管子》 书中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 则知荣辱”（ 《管子· 牧民》 ）。这是说，伦理规范只有 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才能发挥其作用。具体的说，不论是 “德”、“义”、“礼”或其他伦理概念，无不被赋予一 定的经济内容（参阅《管子· 五辅》 ），这在中国古代典 籍中是很少见的。 对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一点， 《管子》一书表现得也很明确，其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 地辟举则民留处。”（ 《管子· 牧民》 ）

管理国家必须先从经济入手，必须使人民富足，土地 开垦。 对于人与地两者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这一点，管 子是特别强调的，并在书中始终予以贯彻。 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 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 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管子· 治国》 ）“善为政者， 田畴垦再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 廪实而囹圄空。”（ 《管子· 五辅》 ）“富上而足下，此 圣王之至事也。”（ 《管子· 小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