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经济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发开 始出现某些新变化趋向的时期。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表理： 第一，宗族门阀势力强大的旧世族豪强地主阶级开始衰落， 以财富称雄的庶族地主地位上升。昔日豪强地主以“宾客”、 “部曲”等形式剥削奴役大批农民的做法，逐渐让位于庶族 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契约形式下的新型剥削关系。这就是意味 着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过去有所减弱或松动。 第二，封建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有了增长，城市手工 业、商业更发达、手工业作坊及门类明显增加。经营信用业 务的柜坊、行使具有汇兑职能的飞钱等都相继出现。 从公元874年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开始，历史进入了晚 唐五代时期，无休止的分裂、混战，使社会经济、文化遭到 了巨大破坏，中唐时期经济思想比较活跃的局面，也重新陷 入衰微沉寂。
秦、汉以来，人们多把“工商”和“游食”等同起 来，认为工商业者是不生产的、对社会无益的“游食”之 人，工商游食的存在社会贫困的原因，因而要富国、富民 就要禁工商游食。韩愈则把工商和游食分开。他明确宣称： “吾嫉惰游者”，而对商人的作用则说：“以有易无，未 见其弊”。 韩愈不但对一般商业的作用加以肯定，还对对外贸 易，也抱积极态度。 韩愈不仅注意到对外贸易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还 认为它在政治上可收安边、睦邻之效，可使“一边尽治， 不相寇盗贼杀”。这同封建时代的闭关主义者认为外来商 品都是“无用之物”和害怕对外贸易会扰乱国内治安的思 想是显然不同的。
自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及与之配套的租调制，北齐、 北周及隋，都接踵实行。隋又允许以“庸”（雇役）代徭役， 因而租调制又称为租、庸、调。唐代沿袭了前代的均田制和租 庸调制，并适应唐帝国建立后的形势加以改进和完善。 盛唐时期在商品经济和工商业方面尤其超过两汉。经 过西晋末期以后数百年的分裂、战乱、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 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了。南方经过几 百年的开发，广大江南地区以至岭南部分地区都在封建生产方 式基础上达到了远比两汉时代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南北 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接近、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日 益接近的情况，自然会为全国范围中的经济交流、商品交换提 供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唐代又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朝代：不论是什么民族、 什么国家的人都可入内地游学、经商、置产、通婚、传都、杂 居以及仕宦为吏。这种情况当然大大有利于商品经济和工商业 的扩大，使得唐代不论在国内商业或国际贸易、连疆贸易方面 的发展条件，都远非两汉所及。
第三节
• 韩愈的相生相养论 • 韩愈的六民论
韩 愈
一、韩愈的相生相养论
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样样自给自足， 而是要靠彼此相生相养的。他指出粟米、布帛以及各种器 物、用具，对人们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些物质 生活资料，都要靠人们的劳动来生产，但又不能由每人自 己生产所需的一切物资，而只能由农、工、商各行各业的 人各尽其力，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或服务供应别人，并从别 人那里取得所需，这就是他所说的“相生相养之道”。 韩愈是肯定社会分工的，他不仅强调杰米、布帛， 强调食和衣的重要，也认为“工以赡其器用”、“贾以通 其有无”，工商业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病农”、害 农的。这是对秦、汉以来占支配地位的“重要、抑末”教 条的背离。
道二民。 因此，就必须从总人口消除僧、道二民，消除不是消 灭，而是把他们变成其四民，办法就是“人其人，火其书， 庐其居”——这就是韩愈六民说的基本内容。韩愈的六民说 是他的独特的人口论，它处怎么渗透着韩愈的宗都门户之见， 但却又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的经济事实之中。
第四节 白 居 易
• 白居易的农本思想 • 白居易的节用思想 • 白居易的轻重思想
二、白居易的节用思想
与不赞成君主求利、好富的观点相联生活费，在消费问 题上，白居易强调君主节用，反对君主奢侈，认为这是“百姓 之殃”，造成了平民百姓的贫穷困苦。在白居易之前，不少人 指责君主的奢侈，强调君主要崇俭。他的节用思想的显著特点 在于，不仅谴责君主个人的奢侈，而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君 主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统治集团。 白居易分析说，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有限的，人们追嘉兴 市才富的欲望却是无穷的。如果一部分人占有的财富多了，另 一部分人占有的就少了。君主为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奢侈需要， 所搜刮、占有的财富会越来越多，这样必然变本加厉地取民自 奉，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的负担，使百姓的财富越来越少。 白居易强调，君主奢侈更大的两种危害是：一则，君主 的纵欲奢侈，在整个统治集团中带起上行下效、竞为奢侈的风 尚；二则，各级官吏为了讨好君主以博取宠幸禄位，会掀起互 相攀比的剥民奉君之风。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 第二节 刘晏 第三节 韩愈 第四节 白居易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
• 隋及盛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 唐中叶到五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一、隋及盛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了全国。他采取了一些 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收到了成效。在隋 最盛时，户数达到890万户，人口达到4600余万人，财富也有 了很多积蓄，尤其是各地积谷达到相当大的数量。 但是，隋的统治并不长久。公元604年，杨广弑其父隋文 帝而篡位，是为隋炀帝。他即位为帝后，穷奢极侈，大兴土木， 又不断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发动战争，不仅迅速消耗了隋统 一后积聚起来的财富，而且赋役繁苛，把广大人民重新逼上了 绝路。他在位仅13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并为李渊建立的唐 王朝所取代。公元627年，李渊让位于其子李世民，是谓唐太宗。 在他统治的23年中，唐代的文治武功达到鼎盛。从这时 起，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的百余年中，一直 处于唐朝的兴盛时期，不论是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同外 部世界的联生活费和在世界范围中的影响，都超过两汉，是封 建时代的历史学家所称的“盛世”。
二、韩愈的六民论
既然分工不同的人们之间是一种相生相养的关系，如果 有某种不能以自己的劳动为别人的需要提供产品和服务，不 能在相生相养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对社会无益的，他 们的存在，就不会有助于富国富民，而只会造成社会的贫穷； 这种人越多，社会就会越贫困，越不安定。 韩愈认为，当时社会中大量存在着的僧、道，就是这样 的无益的、多余的人。“古之为民者四”指士、农、工、商 四民；“今之为民者六”则指原来的四民加上僧、道。农、 工、商三民是彼此之间相生相养的，因而都是为社会所需要 的。士虽然不能同农、工、商相生相养，但他们在封建社会 中是治人者，按照儒家“治人者食于人”的原则，他们“食 于人”，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韩愈认为，古有四民， 但社会却富裕、昌盛，说明四民都是对社会有益的，不是多 余的；而今社会所以不如古，所以“穷且盗”，就是因为比 古时多了僧、
他的方案立足于哪些地区最急需解决土地问题。在 他看来，地少人多的地区，农民耕地问题更严重，然更急 需解决。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井田制比土地私有制列为 落后，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尤其是地少人多地区的 土地兼并问题最为严重，豪强地主是封建统治势力中最强 大的势力，企图通过复井田在这些地区解决土地问题，更 是一种幻想。 对于农业中的劳动力不足问题，白居易认为是 “游惰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引发越来越多的人“舍 本业，趋末作”。因此，他主张通过赋税政策，使农者得 利，从而促使末作之民回归农业。
二、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
刘晏的理财活动，是通过国家政权直接进行部分经济 活动来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影响，以保证财政收入 的取得和增加，因此，他在理财方面许多措施及其所体现的 经济思想，大体上也属于轻重论的范畴。 刘晏对轻重思想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轻重之术方面， 更主要的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在轻生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方面，从强调控制、 榨取到兼而要求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在轻重政策和商人的关系方面，由以商人为打 击对象到一定程度上把商人变成国家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 第三，在推行轻重政策的一些活动中，利用个人对物 质利益的兴趣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
“盛唐”有如此发达繁荣的经济，理应在经济思想方面有所 反映。然而，盛唐的文治武功，同它的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 之间，有着一个巨大而明显的反差；盛唐是政治、经济、军 事方面少有的封建盛世，却并不是经济思想方面的“盛世”。
二、唐中叶到五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公元755年，镇守卢龙、范阳一带（今河北卢龙至北 京）的两个将领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长驱南下，踏破 河北、山东、淮北、河南各地，一度攻破首都长安，直到公 元763年才被平定。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上升时期进入衰退时期的重要标志。 在安史之乱前，唐前期颁布的均田制以及建立在均田 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已逐渐解体。随着均田制的彻底崩坏， 土地私有制更加发展起来了，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的现象日 趋严重。安史之乱延续八九年，受害的又都是唐朝统治的主 要地区，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凋敝衰落，是不待言的。
第二节
刘 晏
• 刘晏及其主要的理财活动 • 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
一、刘晏及其主要的理财活动
刘晏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 可是他没有专门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章，更无这方面的著述。 刘晏是个理财工作的实干家，毕生未人事过思想、学术活 动，但他并不是个不具备思想家素质的人。 刘晏，字士安，唐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境内）人。 在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发生后，唐玄宗外逃，其子李 亨嗣位。刘晏在唐肃宗朝被任命为度支郎中领江淮租庸事，开 始提丽人行 理财官。 刘晏理财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在他所辖的广大地区 内，举凡漕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存，盐斤的统购、转售及生产 者的管理，市场及物价的调控，抗灾、救灾、备荒以及铸钱等 工作，都由他统一掌握。有关制度、办法的建立、改革、人员 的选拔、组织和监督、考核都由他设计、擘划和指挥。他的全 部理财工作形成了一个颇为严密的和运用自如的系统。
（一）、对（粮食）漕转制度的改革 刘晏接任后，亲自跋山涉水，勘察河道，在充分了解情 况的基础上，疏通河道，并对漕运办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主要内容为： （1）在运送制度方面，废除船头督运办法，改为官 运，由官府出优厚造价，建造坚固运船，派军官督运；在 运送人力方面，将证调徭役改为国家出钱雇工，并优给工 资。 （2）在运道方面，改直运为分段接运：南船不入汴 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谓水；在各交接地点修建粮 仓，粮食运到后，卸船收仓，原船即回，等上游水道涨水 便于行船时再装船上驶。 （3）废除三门峡一段陆运，改用水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