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法雷尔谈建筑

特里•法雷尔谈建筑

您在英国的杜伦大学学习，随后又到美国进修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日子。您在美国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学习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您的建筑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您是否认为这使得您与其它的建筑师与众不同?

我在美国正好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文化变革。这次变革使得英国乃至全世界都受到了巨大影响。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期，现代艺术，特别是POP艺术运动，产生了最初的美国文化。而此时，许多城市问题的研究家、评论家，像Louis Mumford，Jane Jacobs，或是生态学家Rachael Carson，都对这种因为技术发展和城市成长而引起的变革提出了质疑。而这也是一个积极探讨建筑学基础理论范围的年代，它比起欧洲人以前做的都要多。巴克敏斯特•富勒，路易斯•康和文丘里是那个时期我最感兴趣的三位当代大师。这就是我去美国的所有原因。但我不认为我带回了相比于诺曼•福斯特和理查德•罗杰斯或是詹姆斯•斯特林，柯林．罗以及Alan Colquhoun更多的有关美国的建筑理论。其中福斯特、罗杰斯是同时期和我在美国学习的同学；斯特林、柯林•罗、(20lquhoun他们则在美国访问和授课。我认为我带回的那些是一种喜好，这种喜好是关于广泛的欣赏以及对于建筑与艺术的理解方面的，而不仅仅是那些具有英国传统文化教育精华的事物。我也感觉到了这里有越来越多基于对美国技术兴趣的声音，虽然富勒、路易斯•康、或是密斯直到他们的晚年才发现了美国技术并承认了它的潜力。它不仅仅是一种小男孩对于科技的迷恋，而是以一种严谨态度去鉴别它，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英国建筑师所注意。但是我认为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追随路易斯•康等教授时所学习到的有关城市设计的非常正确的逻辑体系。与此同时，在费城Ed Bacons那里的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种经验的积累。也是一种实践与理论相互验证的过程，这一切在美国发生的如此容易。这是一笔巨大的学习经验财富。

总体来说，我认为我对美国文化的探索以及对于美国文化的理解早已在我去那里之前就开始了。我认为在杜伦大学的那段日子意味着我并没有和那些伦敦来的人们受到一样影响――有关于欧洲传统，特别是勒•柯布西耶，或是建筑学的社会工程学方面――那在英国的AA建筑学院等学校是如此地受欢迎。另外，我还对无阶级社会学感兴趣，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出生于英国北部，在那时英国南部还是有着较强的阶级观念的。这对于建筑界吸纳新的人才有着很显著的帮助，具体体现在艺术委员会、RIBA和英国皇家艺术协会所应具有的责任上。从杜伦大学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令我受益匪浅。

你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在1960年，这个时代无论是在建筑方面还是在城市设计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革，即使是在社会上这也具有普遍性。那么请问您，哪个时候有没有哪个前辈对你影响很大，而你对于建筑的未来又有一些怎样的展望呢? 我一直认为路易斯•康是一个格外优秀的老师，到目前为止，他是在建筑学方面最伟大的教育家。而与费城的那些严谨的学者――像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斯克林•布朗――一起工作的经历，以及与富勒的那几次短暂会面，都是令人鼓舞的。我对于富勒的喜欢不仅仅限于他对于高技派的热爱，同时还有他的激进主义、他的先锋作用，他在激进主义舞台上演着独角戏。这不同于欧洲的激进派，在那里，为了改变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加入一个组织，比如说Archigram，Mars 团体或是Fabians。在美国，你有着很高的独立性，并不是说这些人行为古怪，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但是从我50年代的大学生活到现在我一直特别感兴趣的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我认为他是过去这一个世纪以来的主流建

筑师。他对于那些世界上与他相关的事物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事物。我也喜欢Saarinen的工作，着迷于与赖特学生的工作以及与许多中西部的有机建筑师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