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角度看安娜卡列尼娜中人物

从宗教信仰角度观《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性格构建

宗教原理是人类在未打开是无神秘面纱前的统一的思想倾向，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与依靠，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信仰和文化。十九世纪，俄国正处于宗教束缚中，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 是对他自身、对人的生死存亡、对人的境况、人的命运的一种沉思, 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活动和感情体验。因此, 在他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性格构建中, 宗教信仰则作为人物的一种心理、性格、情感的因素被展示出来。

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卷首题词引《圣经》中“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卷首题词一下子把读者带进宗教的氛围里, 预示宗教信仰在全书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发展中将会起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俄国, 绝大多数人都信奉基督教, 作家正运用《圣经》信条将小说人物安置在宗教这一典型环境之中。

一

安娜是小说的女主人公，也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指向的人。安娜对于宗教信仰是虔诚的，她的性格之一善良就有很大比重的宗教信仰原因。她帮助兄嫂解决家庭纠纷,极力促使兄嫂夫妻和好，在这一过程中，安娜时刻想着“上帝慈悲为怀, 遍施仁爱”,定会饶恕奥布浪斯基与女家庭教师私通的过错,帮助哥哥度过难关, 与杜丽握手言和,重修旧好。“‘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谢谢上帝’”等等，都体现着安娜的善良是和宗教信仰中的“善”分不开的。安娜对儿子谢廖沙的母性关爱中也充斥着宗教信仰，“她走进育儿室来, 和她儿子在一起消磨了整个的晚上, 亲自安置他睡了,给他画了十字,给他盖上了被”。安娜是非常疼爱儿子谢廖沙的，她在儿子睡觉时虔诚地替他画十字,祈求上帝保佑儿子安然入梦。

然而，安娜是“有罪”的，安娜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为了个人的爱情与幸福,弃家出走, 抛弃了丈夫与儿子,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尽到做妻子与做母亲的义务, 违背了上帝的信条,违背了宗教的禁欲主义和对命运的顺从与忍耐,而要受到上帝的报复与惩罚。宗教信仰要求“人不能脱离上帝恩赐的结合体”，卡列宁也这样对安娜说过“我们的生活,不是凭人,而是凭上帝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而那种性质的犯罪是会受到惩罚的。”安娜挣脱虚伪的婚姻与家庭关系与伏伦斯基的结合, 这又使她得到她想要的爱情后而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又经常被噩梦缠绕，痛苦不堪。安娜的这种羞耻感、堕落感、罪恶感与恐怖感, 贯穿在她同伏伦斯基的全部恋爱过程中, 始终在幸福、耻辱和有罪的内心世界中挣扎。这也体现在她两次濒临死亡，一次是她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因产褥热差点死去，她感觉死亡逼近，强烈挣扎着要求卡列宁宽恕她，“我只希望一件事饶忽我, 完全饶忽我”。基督教的教义称：一个人在临死前必须求得上帝和人们的饶恕,否则死不瞑目。这也就说明安娜的行为思想极大程度的受到宗教的影响；第二次则是安娜真正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安娜“划了个十字”，回忆自己的快乐与痛苦，在投身到车轮下的一刹那, 她仍然祈祷“上帝, 饶恕我的一切”。她对她过去的家庭、爱情、生活经历, 怀有一种负罪感, 希望得到上帝的饶恕，希望死后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这句祷词在她临死时不由自主, 脱口而出, 说明她至死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安娜这种由于宗教意识产生的罪恶感是以“良心”的形式出现的。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 她向自己展开了无情的审问、剖析与谴责, 感到自己犯了多种过错,

羞愧与悔恨弥漫了她的整个意识, 她为此感到恐惧与绝望。生命的象征是属于上帝的, 而死亡是对罪行的一种惩罚。安娜最后以死来洗刷与解脱自己,这其中包含着她对自身行为所进行的评价与裁判, 她通过死, 奉献生命于上帝，求得上帝的宽恕。安娜以死亡补赎自己的罪恶, 重新调整自己与圣界与上帝的关系, 以恢复其和谐。“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这是上帝与神的威吓, 安娜的“有罪感”和自杀则是对这威吓的一种回应。

二

象作家托尔斯泰一样,列文这一人物一生都在进行紧张的精神探索,竭力寻求对人的生死、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等问题的答案,只是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在对待宗教信仰问题，他自称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在结婚前第四天, 列文才在奥布浪斯基告知下知道“必须拿到做过忏悔的证书才能结婚”。而列文惊异地叫道“哦,我恐怕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我连这点想也没有想到”，并为此差一点延误了婚期。由此，一个九年未跨进教堂门槛的人，当然是个称职的“不信教的人”。同时，列文对宗教又抱着非常不确定的看法。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他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尽管列文自称不信教,但是在当时俄国人普遍信教的氛围中,不管他有无意识地，他的一些言行为仍然免不了受到宗教的影响。例如，列文在言语上总是不小心地把心中的恋人吉提惹生气，而后在又内心里祈祷着“我的上帝，我做了甚么？慈悲的上帝，帮助我, 指引我吧！”,“主帮助我！”等话语，求婚不得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总是在万般无奈中想到向上帝祈祷。于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在此开始向信教方向走去。而在文章的最后，“现在，我的生活, 我的整个的生活, 不管甚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 随时随刻, 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了, 而且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 而我是有权力把这种意义加到生活中去的”列文为解决人的生死、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等问题, 进行了长期的、紧张的精神探索之后, 终于从宗教教义中找到自己的答案，这也是和作者托尔斯泰晚年宗教观念分不开的。

三

卡列宁是伪善与宗教感情的混合体。他重视权力，关注仕途，至于爱情，他想都没想过。他信守基督教性伦理，他坚定地认为安娜的行为是犯罪。安娜向他坦白和伏伦斯基的情人关系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决斗，“如果我把他打死了……更有可能的是我将被打死或者打伤。我是无辜的，是牺牲品……难道我不知道朋友们是绝不会让我去决斗的，绝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的吗？”“离婚只会弄到在法庭上当众出丑，成为仇人诽谤他和贬低他崇高社会地位的良机”“我不该倒霉，她和他也不应幸福”。他反复思考的结果是维持现状。“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才符合宗教教义……我才没有抛弃犯罪的妻子，并且给她以悔改的机会，甚至——不管这在我是多么痛苦——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来使她悔改并挽救她”。明明是怕自己被打死，却硬要说朋友们不会听任一个俄国不可或缺的政治家去冒生命的危险；明明是怕影响仕途且不甘心他们幸福才不同意离婚，却硬说成不抛弃妻子，给她悔改的机会……卡列宁虚伪、伪善的性格在宗教理论的神圣外衣下变得如此高尚。他对安娜的宽恕不是出于真实的感情, 而是出于对上帝对神的信仰，基督教教义在这里成为了他虚情话语以及性格思想的理论支撑。

四

作为安娜爱情的寄托者伏伦斯基，一个上层社会风流的公子哥。当他决定追求已婚的安娜便知道伏伦斯基也不是个真诚信教者，他对安娜有热情追求到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