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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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左图为英国侵略军炮轰 广州的情景。
右图为1857年,英国侵 略军进犯广州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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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英国和法国联合 出兵,攻陷广州。广州附近几 万人奋起自卫。
这时的俄、美两国,表面 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 实际上为英法出谋划策。清政 府害怕事态扩大,完全寄希望 于俄、美的“调停”,没有做 认真的战争准备。
1858年4月24日,英、法、美、俄国公使率舰船20余艘分批北上,陆续到达 白河口外。他们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咸丰帝按 到照会以后,即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办理交涉。但是,英 国、法国公使借口谭廷襄没有“便宜行事”的全权资格,蛮横地拒绝谈判。同时, 派出侦察船只和人员,仔细地探查了白河口的水道、地形和大沽炮台的军事设施 及兵力部署。5月19日,到达大沽口外的英、法军舰已达26艘,载炮454门,兵力 2652人,作好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 了最后通牒,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
第三章 新的屈辱与洋务运动
第三章 目录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辛酉政变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起 第三节 洋务运动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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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辛酉政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中国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但英、 法、美三国不满足既得利益,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利益。
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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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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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上午10时,英、法联军6艘炮艇在大量炮火掩护下,分为两路向大沽 口南北炮台进攻。广大爱国军民给予侵略者迎头痛击。由于谭廷襄估计侵略军将 在涨潮时进攻,炮位大都是依据涨潮时的水位安设的。当时正处在低潮,因此清 军炮台的射击高高地掠过敌人炮艇,杀伤力不大。不过,侵略军还是付出了代价, 法国炮艇“霰弹”号受到重创,艇长被打死。4只舢板被击沉,100余名侵略者被 打死。11时,英、法联军陆战队1178名分为两路投入战斗,同时进攻南北两岸的 清军炮台,清朝守军冲出炮台,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据载,大沽炮台的设施遭 到重大破坏后,中国士兵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继续奔向那些还没有被打坏 的大炮。”炮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侵略军击中,但“却立即就有人替补”。 然而,谭廷襄等文武人员一闻炮响,便率先逃回天津,炮台守军后援不至,孤军 奋战两个半小时,最终失败。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搜查停泊在黄埔的“亚罗号”走私船,拘 捕了船上12名中国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 公使包令却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蛮 横要求送回拘捕的人,并捏造说中国士兵扯下了挂在船上的英国旗,并 要向英国公开道歉。“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该船为走私方便,曾 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领有一张船籍登记证,为期一年。事件发生时,登 记证已经过期。就连事件的策划者包令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 “船籍登记已经无效,当时不在英国庇护下,可是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 千万不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们。”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亚罗号事件” 只不过是英国侵略者为挑起战争而制造的借口。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英国商品遭到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抗拒,而 且还在于迅速增长的鸦片贸易对其他商品销售的排斥。但是,英国侵略者却无视 事实,认定原因在于中国通商口岸开放的太少,由是不惜诉诸武力,以迫使中国 开放全境。
1849年,英国在华外交官阿礼国曾上书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说:“我们 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 多的利益。”这表明,西方列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完全是蓄谋已久的。
五口通商后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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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通商后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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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 的大门,英国资产阶级一度兴奋 不已。他们满以为中国从此以后 就会变成自己一劳永逸的商品市 场,带来巨额利润,于是,一厢 情愿,源源不断地把本国商品运 到中国来销售。但事与愿违,英 国商品在中国很快陷于滞销。英 国对华贸易在1846年出现下降趋 势,直到1856年以前,一直未能 恢复到1845年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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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妥协。咸丰帝在获悉广州失守、柏贵投降侵略 军后,仍然谕令柏贵暂时代理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相机筹办,以示羁糜”。 在接到英、法联军即将北上的报告后,虽曾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于海口 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但是,在4月8日的上谕中即说:“惟现在中 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糜之计”, 这就为反抗英、法联军的侵略定下了妥协的基本方针。因此,清廷没有在北方 沿海认真进行战守准务。
5月26日,英、法侵略军进入天津城郊,扬言要攻取北京。29日,清廷忙 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天津与英、法侵略者谈判。谈 判中,英、法代表恃强要挟、气焰嚣张。俄、美公使则以“调停人”的身份, 帮助英、法,从中渔利。
——郑汕、傅元祥:《中国近代边防史》第104—106页。
(选自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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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修约”, 提出增加沿海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内地自由贸易等要求,遭到清 政府的拒绝。英、法、美决定改用战争方式迫使清政府屈服。
1856年3月,法国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 略战争。
英法联军源自文库击大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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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炮台失守后,清军退守天津城外。谭廷襄被侵略者的炮火吓得魂不附 体,他向咸丰帝奏称:“统观事态,细察夷情,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 抚者”,以此推卸责任。他吓唬说:“明知不能战守而勉强为之,后患不堪设 想”。因此,他在白河两岸不设一兵不卒,“一任夷船直抵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