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评论】莫言小说中的色彩喻意

莫言很可能是不会被遗忘的。

因为他奇兀、鲜亮得像他笔下的那片红得耀眼的高粱地。

①对感觉世界的一种奇异而又淋漓尽致的展示，是莫言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特点。

鲜明色彩的运用，营造了独特的感觉世界，喻意着深层的文化心理。

色彩与感觉世界的架构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

在跨过了30年代的“新感觉派”之后，王蒙、刘索拉的尝试在感觉领域也未能有大的建树，直至莫言与残雪作品独特的构造，倒令人刮目相看了。

但与残雪相比，莫言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于色彩的近于完美的良好感觉。

他的作品也往往给人浓郁得挥之不去的色彩印象，例如《红高粱》、《红蝗》等作品。

在莫言广阔而深蕴的感觉世界中，那种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感觉阈限，有相当分量就是诉诸色彩的大胆移位、创造性运用来加以实现的。

色彩与感觉自古就有深层的血肉联系。

但所谓的文学作品中的感觉世界，突出的是作家本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及触觉，也就是从直接感官的体验中，创造一个诱导读者介入，使之同样产生感官反应的世界。

从五种感官体验出发，诉诸作家本人的感性直现方法，具有使读者产生感官=反应的艺术效果。

②莫言就极善于以其独特的灵性捕捉着感觉的瞬间灵光，并善于沟通色彩视觉与听觉、触觉、嗅觉等诸多感觉的界限，造成感觉互通与感觉变形，把感觉加以多方位的展现。

莫言感觉世界的个性特征就是对视觉夸张的偏重。

而这种视觉夸张，莫言最喜欢借助色彩来实现。

例如写那只神奇的红萝卜，“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

再如血可以是蓝色的，太阳可以是绿色的等。

除此之外，莫言还善于将听觉形象迅速地转变成色彩鲜明的视觉形象。

譬如，他形容子弹尖锐的呼啸声，像“绿色的芦苇上长着红色的穗子”（见《红高粱家族》）。

莫言早期作品中的色彩象喻意义
莫言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色彩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定位。

作家作为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存在，他对色彩的感知有民族的成分，也有其个人独特自觉调整的成分。

莫言作为
莫言小说中的色彩喻意
□魏娜
摘要：莫言的作品有着挥之不去的浓郁色彩印象。

色彩的大胆运用，构建了属于莫言的独特的心灵世界和感觉世界。

色彩喻意的变化暗示了莫言主体意识的变化。

色彩就像桥梁，沟通了小说世界和莫言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莫言色彩象喻意义变异
庸深论。

”究其原因，公安末流浅率化的弊端与竟陵派幽深奇僻的艺术境界与汪端提倡的雅正审美理想不相容。

如何改良性灵诗论来挽救诗歌生命呢？女诗家认为在追求风雅之怀、真挚之情、闲适之趣的同时，要摒弃男性性灵派的狂放之性，而要抒写“雅正”之音，即符合“忠孝义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

如张印在《学诗》中要求自己“不淫不伤旨，默与《关雎》会”。

曹锡淑《灯下课大儿锡熊古诗拈示一绝》曰：“汉魏遗风还近古，休教堕入野狐禅。

”教导儿子避免滑入性灵的鄙俗。

对语言的干净要求与李清照反对“词语尘下”一脉相承，是女性面对男性性灵诗人出现弊端时提出的一个修正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古体诗的生命。

同时，以不悖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诗教为皈依，也流露出她们思想意识上相对保守的一面，与袁、赵的激进有一定距离。

从中正可看出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压力。

第三，审美情感的多向性与单一性有别。

男性笔下的诗歌审美情感丰富而变动不居。

有兼济天下的壮志豪情，有忧国伤民的慷慨悲歌，有终老林泉的避世情怀，也有云卷云舒的婉媚柔情，甚至红尘香艳的野趣俗情。

而女性大多过着多愁多病、压抑苦闷的人生，所以墨痕中常和着斑斑血泪，“愁”成为女性诗歌的情感内核，倾诉生命悲苦成为女性的群体特征。

如江珠《读周砚云女史诗稿题此寄慰》曰“一卷冰雪文，字与血泪并”、李媺的《题梁溪孙旭英〈峡猿集〉》：“花落江城水乱流，绣馀一卷独悲秋”。

总之，女性性灵论与“真”、“愁”、“清”、“雅”关系密切。

“真”是对诗歌内容的最基本要求，要求抒发真情实感；而“愁”是“真”的具化，关涉女性的审美情感取向；“清”是在“真”、“愁”的基础上形成的诗歌审美趣味；“雅”则是对“清”的深化，指向性情之正，与俚俗相对，与作家的主体人格精神相关。

四者之中，“真”为诗之骨，“清”乃诗之神，“愁”为诗之魂，“雅”为诗之格。

以此四者为特色的女性性灵诗说有着显著的性别因素，对男性性灵说是一种补充与修正，二者和而不同。

女性诗学受限于时代与性别局限，无法完全独立，只能在通过对男性诗学的或赞同，或质疑，或颠覆，或平衡中，以女性特有的体验建立一个诗学的特殊空间。

或许，这正是一代女性对清代诗学的独特贡献。

而且，互识互惠的“性别诗学”是文学观照中有趣而重要的维度，女诗家的这一空间开启将有永恒的参照与启示意义。

[本文为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资助项目（09C6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席佩兰《胡智珠夫人香端〈抱月楼稿〉题词，《长真阁集（卷七）》，扫叶山房，民国九年石印。

④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七）》，清光绪鸿雪楼刻本。

⑤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

⑥汪端：《论诗示苏孙侄》，《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十）》，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

（作者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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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WEN AIHAOZHE2011·9（下半月）
文学自由谈
一个对色彩有着奇特而近乎完美感觉的作家，自然更不例外。

更为复杂的是，莫言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色彩感知特征，早期与晚期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莫言早期的作品中，最初的如《民间音乐》，偏重于文人文化色彩知觉形式。

自《秋水》、《透明的红萝卜》至《红高粱家族》，莫言则明显地向民间艺术色彩感知形式转移。

鲜艳明朗的色彩与物像随意搭配，产生了明显的自我指涉语义，主要的隐喻效果就是由色彩的铺染产生的，莫言喜欢用色彩鬼精灵般的跳动去触动读者的每一根神经。

莫言对红色似乎有着特殊的敏感，或者说偏好甚至敬畏。

红色仿佛赋予了莫言的才情以一个集中的宣泄口，当红色意象从他的脑际浮起时，它对莫言便有一种神秘的召唤力。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从萝卜地里拔来了红萝卜，“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锄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

这个象征着人生美好憧憬的红萝卜映象，就是以幽蓝的底色红托出金色的基调。

而这个美好的映象的出现依赖于两个外在条件：其一，是小石匠与菊子姑娘两情相属，走进桥洞的时候，在火炉的映照下，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黄色，而红色与黄色的协调，正是赤足的金色。

因此，红萝卜映象中的金色基调就意味着性，是一种野性的圣洁；红色则意味着健康与激情。

其二，一向沉默的老铁匠，突然唱起悲怆凄婉的一段戏文。

因此，红萝卜映象中那幽默底蕴所指的意义，就是对现实倾向的两性情爱之中人生苦难底蕴的感悟。

《红高粱》中，那浓重的红色底蕴达到了一种极致，红色是红高粱中最重要的角色，那是充满了战斗性的血腥味的红高粱。

莫言的《红高粱》能够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红色本身。

另外，莫言早期的作品，象征着民族血性钢骨与自由灵魂的先人们所活动的场景，都是色调明朗单纯的。

譬如浩茫无涯的秋水（见《秋水》），洁白如雪的梨花（见《老枪》）。

白色意味着纯洁、刚正；黑色代表神秘、残忍与死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红绿两色是对比明快、鲜明而协调的。

红高粱作为高密东北乡的图腾，一律挺拔叶子油绿，且有通红的穗子，一派流金溢彩的风貌；坚韧的老茅草“不知是红还是绿”（见《大风》）；在辛勤劳作的农民背后，最浓重的是绿色背景。

绿色代表了朴野顽强的生存耐力、希望与生命力。

莫言晚近作品中色彩的变异
我们无法否认莫言运用“视觉”在色彩的表现上高人一筹、精确入微的分辨力，但我们同时也惊诧于莫言的变化。

早期那种明朗多姿的色彩象喻系统在莫言晚近的作品中（1987年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异。

红色、绿色等最为主要的色调都呈现了背逆。

描写红萝卜时那种野性的圣洁，描写红高粱时那种野性的悲亢，在《红蝗》里却如此混浊，近于野性的发泄。

红色开始和蝗虫这样的自然灾害相关联（见《红蝗》）。

曾经玲珑剔透的红色，曾经火一般摇曳的红色，变得腥臊污浊，涂满秽垢。

在《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里可以感觉到一种冷冷的情绪性偏激，在《红蝗》里变得更为冲动而且又夹杂着作者止不住的嘲讽。

在《罪过》中，那夺走弟弟生命的逆水上行的奇花也是红色的。

在这里，红色已经不再能引起我们美好的感觉了。

很显然，在这个阶段的作品中，红与绿都已发生了变异，失去了先前作品中那种鲜明与协调的关系。

这时，红与绿的隐喻意义，都关联到人类原欲的罪衍，暗示着人性自身的邪恶。

有着一种生命的力量——
—反叛精神——
—罪恶原欲的转变。

很明显，早期《红高粱》中的“红色”与“绿色”意象和晚期《红蝗》、《欢乐》中的“红色”与“绿色”意象已形成了一个对立的体系。

莫言对他家乡的“黑土”深沉的爱与恨，对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爱与恨就完整地体现在“红”与“绿”这对立的意象系统之中。

色彩变异的文化心理
莫言以其浪漫主义情感夸张的极致，完成了人类永恒道德理想的情绪表达。

然而莫言终究是一个中国人，他未能超越民族集体潜意识中伦理情感的价值取向。

民族民间（特别是地域）历史文化母体，给予作者巨大的心灵负荷，使他极敏感于民族伦理生存现状的混乱，并由此在对人类本体悲剧境遇的感悟中，陷入对自身力量的怀疑，也在他正面另一种文明时，哲学意念在经历着由尼采到叔本华的转变，以至于在《红蝗》的结尾处，他特别注明作品的叙述者“我”不是莫言。

③色彩象喻系统的变异最直接地体现了这种题旨的转变。

在莫言晚期作品中，绿色的使用分量加大，并且总是和卑贱蒙昧的生存相关联。

《三匹马》中，围绕着被性压抑着的蒙昧的人，基本场景是盛夏密如屏障、密不透风的绿色玉米地；《弃婴》中的故事也开始于绿无边际的玉米地；作者深恶痛绝的杂交高粱也有着暗绿色的毒液（见《奇死》后的信笔涂鸦）；《狗道》中，疯狂的狗群是由绿、红、蓝三条疯狗率领着对人的攻击；《欢乐》中，所有绿色的物像都是丑陋肮脏的，主人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由衷憎恶，干脆抽象为对绿色的疯狂诅咒。

绿色的象喻指涉语义是丑陋、污秽、蒙昧的生存、盲目的生殖力。

那结尾黄色的麻花蝴蝶，更区别于黄色的一般含义，更多地与死亡、邪恶联系在一起。

莫言晚期作品中的色彩，尤其是红色与绿色，就如希腊神话中打开了的潘多拉的盒子、阿拉伯神话中去封了的所罗门的瓶子一样，喻示原欲的罪衍。

作者由此表达出对人类本体欲望的道德怀疑。

莫言在道路的选择面前露出了犹疑困惑的神色，但对虚伪、丑陋的憎恶又常常使他无力去谴责直露的野蛮。

而且，他实在更愿意对粗犷、质朴的野性发出赞美。

当那种野性的冲动跃上纸面时，莫言自己也会沉浸到对它的欣赏中去。

当他由对野性的欣赏转而表露出对另一种文明的鄙夷时，他所钟爱的色彩便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异。

在莫言精心营造的感觉世界中，色彩如同跳跃着的精灵无处不在，它不仅给作品增添了诗意，而且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性，凝聚着作家的主体意识，爱憎毁誉，各不相同。

总之，色彩之于莫言小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注释：
①王冲、石挺：《融合与超越》，《外国文学研究》，1987（4）。

②朱汝曈：《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③季红真：《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当代作家评论》，1988（3）。

参考文献：
1.杨联芬：《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

2.张志忠：《论莫言的艺术感觉》，《文学研究》，1986（4）。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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