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与美国争夺国际话语权

<<中国如何与美国争夺国际“话语霸权”？》丁学良标签：财经《中国如何与美国争夺国际“话语霸权”？》丁学良（应《南方周末》大参考版之邀，在“中国记者节”上的评论）最近几年来，中国学界和传媒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推展中国的声音。

众多国人深感，在当今世界，美国的“话语霸权”相对而言显得太强。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剖析一下为什么美国能够拥有那样的“话语霸权”？进而言之，刻意要在国际社会推展“中国之声”的个人或团体，能否从美国生成和保持其“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吸取一些启发？笔者希望在这几个问题上，与读者分享一些观察和反思。

换言之，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的“话语主导权”，该如何入手？虽然美国的“话语霸权”这个概念经常出现在中文的讨论中，但我更愿意用“话语主导权”这个中性的提法。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主导权，基本上不是通过“霸道”——即用强制性的力量或暴力威胁——的方式实施的。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要获得话语主导权，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辩论的、传播的方式，通过观念和言语的软的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强制力或暴力威胁来实现。

形形色色的观念和论点使美国在国际辩论中从不缺席美国的话语主导权建立在本国肥厚的观念土壤里，我们很难在大问题上听到一个“统一的”美国声音。

可以说，如果美国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音，它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话语主导力。

中国在推展“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国际对话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今天的国际社会上，当讨论中国实力的增长对世界次序的含义时，人们使用最多的概念，还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它是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时提出来的，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提法，它把很多美国人和西方人对中国发展和兴起的担忧、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目标取向，串连在一起。

需要提醒的是，在佐利克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在美国有许多“中国威胁论”的声音。

比如，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建议，经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提出，主张美国应该动用一切力量，预防性地阻止地球上任何一个强国的兴起而挑战美国的地位。

这两种观点之间差别巨大。

有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佐利克和沃尔福威茨都是小布什政府的高官。

可见，在中国的兴起及如何应对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

今天，“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这个理念逐渐被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接受，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个主流政策架构。

不仅是在这个问题上，在美国严肃的媒体上，对重大的国际和国内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是一个常态，美国稍好一点的大学也一定会有训练学生如何作尖锐而理性的辩论的常规资源（这与“愤青”式的骂街天壤之别）。

一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它的知识界，如果在本国没有持续的辩论空间，没有充分的训练和准备，又怎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作理性论战？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曾说：在美国的公共辩论中，人们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在任何一个阵营里，都会有哈佛毕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大学在美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哈佛永远不是单一的声音，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哈佛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参与。

在每一个阵营里，站在最前面的都能看到几个哈佛的毕业生，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很多都产自哈佛。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佛在美国社会所处的地位就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的一个缩影。

美国有深厚的土壤，可以产生足够多的不同观念。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美国都有形形色色的观点、解释、论证和展现的方式，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有效地表达出来。

在观点和思想上，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储备，仓库里有形形色色的“货色”。

因此，在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始终能看到有新鲜的观念、吸引人的提法从美国产生。

美国人作为个人或派别自己在不断地打嘴仗，但美国作为一个大群体在任何问题上从不缺席，外界都能听到美国的声音。

“从不缺席”是美国能够获得国际话语主导权的根本原因。

假如美国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始终只能够有一个观点、一种主张、一种声音，那么它一定会在一段时间里、在一类议题上“沉默寡言”、从而缺席。

在应对各种新问题时，美国有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美国产生形形色色观念和论点的肥厚土壤，主要不是由美国政府提供，而是由美国的社会提供。

它第一归功于规模宏大、多元化的学术界，主要是大学。

美国的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是世界第一位的，在全世界最好的50所大学中，美国至少拥有有35所。

从思想的创新来讲，美国的能力是当今世界第一。

比如，现在人们广为使用的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都来自美国。

可以说，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提法”的策源地，虽然创造这些观念的不一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些是移民。

无论是哪个领域里，当今世界创造性的成果大部分来自美国，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产生自这些新观念、新提法、新价值，当然还有新技术。

第二，美国还有形形色色的智库，成员是学术度假的大学教授、退休的政府官员，或成功的企业家、律师、媒体工作者。

这些智库有的专为一个产业代言，有的专为一个区域、一个群体（比如艾滋病者）代言，更多的是非党派（不等于无政治立场）、非赢利的，它们的研究领域五花八门。

这样的智库在全美国不少于3000个，它们的财源基本来自于社会，政府只是在少数项目上拨款。

在一定时段里，一些智库的研究成果可能不会被政府采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搞研究。

一旦有突然的情况发生，或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变化，前一项政策失败了，马上就会有其他的后备力量、替代对策蜂拥而来。

一批曾经几年坐冷板凳的研究者会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走上前台，这使得美国在很多新的、突发的问题上都有充足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这也是美国能够主导国际议题具备的条件之一。

第三，美国还有一些素质高的媒体，其骨干从业人员多数是过五关斩六将、有丰富实战经验的。

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也有刻意造假的行为，但不会形成系统性的假话体制，因为各媒体之间时时在互相瞄准着竞争对手，出现有意造假的行为，就会被揭穿，没有一个机构能够让所有的媒体都“Shut Up!”(“住嘴!”) 多元化的媒体对于传播美国形形色色的观念、声音和政策建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多元声音让美国整体形象不至于“全军复没”当然，美国所发出的形形色色的声音里，有一部分是美国政府刻意操作的，企图以此来误导国际舆论。

比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政府经常指责其他国家不好，但对美国国家利益或者美国政府某项政策特别相关的几个盟国，美国政府则尽可能的少加指责。

但这只是美国声音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其最主要的一部分。

我们所听到的美国的声音，并不是由某一个系统来组织、操控、发出的。

可以说，美国对国际话语的影响力，主要不是来自美国政府的有组织的操作。

比如，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特别注意吸收当年越战的经验。

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反战的呼声越益高涨，关键的原因就是媒体对于美军打死当地老百姓、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军人受打击的惨状的大量报道，它们改变了美国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引发一波波的反战运动。

因此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初期，美国军方严格限制媒体，对随军记者的挑选，要参照该媒体和该记者以往的倾向。

但没过多久，通过形形色色公民团体和其他一些媒体的努力，关于战争负面的报道越来越多，来自美国国内对战争政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这种多元化的声音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即使美国的某一项政策糟糕得不得了，但也只影响到美国一届政府的形象，而对美国整个国家、社会、人民的影响则是有限的。

一个国家长期发出单一的声音，只能使该国在国际上展现一种固定的面孔、单一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因此而变得脆弱，易受伤害，多元的声音则使一个国家具有更加多面的、立体的形象。

正是听到了来自美国不同的声音，听到了美国国内种种批评的声音和改进的建议，世界上的很多人因此相信，美国行政部门的某项糟糕的政策搞不长。

比如，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美国国内的批评之声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时，前副总统戈尔还因为在环保领域里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些不同的声音让人看到了美国政策改变的希望，使世人相信美国政府今后一定会在环保上从善。

国际上有很多人对美国的某一种观念、某一项政策、某一个政治势力、或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非常不满甚至是仇视，但大部分人不会把整个美国“看黑”了，因为外部世界能够看到美国国内还有其他的颜色、其他的价值取向、政策变更的机会多多。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舞台上，要想使你的声音起到主导作用、即你的声音背后的政策取向和价值诉求被他人认同，人们不仅要看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

在４０年前，美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最严重的批评之一是它的种族歧视。

在那个时候，如果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宣讲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有多少人会相信它呢？但现在，美国的国务卿赖斯是黑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鲍威尔是黑人，还有今天的新总统奥巴马。

我们只能讲美国社会里还有种族歧视的现象，但是人们今天很难论证，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没有政治地位。

一个国家要获得国际话语的主导权，虽然它可以不断地训练自己说话和表达的技巧，但一个国家声音的公信力更来自于它的实际作为。

综上所述，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主导权的要素是深层次的, 包括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大学，多种价值取向的研究机构，在自由竞争中优而胜之的媒体和从业人员，政策变更改善的制度性的渠道等等。

只有这些，才能促使一个国家具有持续产生新观念和观念表达新方式的肥厚土壤。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才能使这个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大论战中从不缺席，才能让其他的国家对它更加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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