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平托事件

电梯逆行、大桥垮塌、火车追尾，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让人们惊呼，在经历了提心吊胆的“食品安全年”之后，我们又迎来了撕心裂肺的“公共安全年”。

是什么原因导致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在追悼逝去生命后，这样的问题值得去追问。难道“生命无价”，只是一句空话

命亦有价

突发事故，组织抢救，寻找原因，默而不言……仅仅是2011年上半年，人们就经历了数次这样的循环。每一次循环之中，我们都能听到这四个字——“生命无价”。

公共安全事故的出现，几乎都伴随着人员的伤亡，于是“生命无价”仿佛成为了一种咒语，虽不能挽回人的生命，却能体现出人们对逝者的关怀。

遗憾的是，无情的现实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生命无价”往往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的情怀而非现实，说的多了，也就成了一句废话。反倒是每次事故后对于生命价格的计算，让我们无法释怀。

计算生命的价格，并非现代产物，而是源于一种古老的哲学思想——功利主义。早在数百年前，彼时的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便开始追求某种合乎逻辑的价值观，功利主义正是由此而生。功利主义学者主张，道德的最大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宣称，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产生快乐或者阻止痛苦）最大化的行为。

使幸福最大化，这并不是个好理解的概念，于是有人想出了一种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方法：将所有的收益与损失，都换算成可计算的金钱。

这样的计算，听起来十分荒谬，尤其当把幸福、快乐这样抽象的概念换算成金钱时，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提出反对意见——想象一下，你如何将在炎热夏天吃冰镇西瓜的感受金钱化又如何将饥渴难耐时享受一份大餐的感受金钱化

然而仍然有各路学者，在这条量化的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桑戴克曾对受政府救济的年轻人进行过一次调查，受调查者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给你多少钱，你愿意承受以下的经历”——可选项都是些常人难以接受的经历，例如“吃一条大蚯蚓”、“切掉小脚趾”之类——最后的结果令人惊奇，人们为吃蚯蚓的定价（10万美元），甚至远高于切脚趾（57000美元）。

虽然有后来者指出，荒谬的选项和明显不合理的定价，本身就显示了金钱化的荒谬性。不过桑戴克仍坚持，自己的发现证明了，人们有可能将“功利”金钱化。

既然“功利”可以金钱化，那么生命同样可以金钱化。将生命金钱化的更多证据，来自于历史。生命与金钱的对等关系，自古就有明证。著名学者吴思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记载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众多“血酬”记录，如咸丰九年，咸丰皇帝与福建布政使曾有一段对话，便言明当时的“命价”为三十洋元，约1800斤大米。

命价与安全

将生命定价不仅仅停留在哲学的思辨中，更被众多企业家紧密地结合在企业经营中。其中以产品可能发生事故，祸及人身安全的企业尤甚。

最著名的命价案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汽车企业福特推出了一款新车型，定名“平托”（pinto），由于其时尚的外观及合理的价格，福特平托迅速成为一款流行大众车型。然而对于这款车的安全性，公众也提出了很多质疑。其中一项致命的质疑，直指该款车的设计缺陷。有证据显示，平托车如遇到追尾事故，可能导致油箱起火甚至爆炸，从而引发严重事故。

公众的质疑很快得到验证，1978年，美国南部出现平托车油箱起火，车门由于受热变形无法打开，抢救人员眼看车内三人被烧死的惨剧。不过公众的质疑和惨痛的教训，都没有得到福特公司的回应，平托车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公众所遗忘。

直到1994年，福特公司一份内部备忘录的流出，才让平托车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份备忘录中记载，福特公司实际早已发现平托车的设计失误。然而福特管理层却在此时进行了一场生命与金钱的计算。

这则计算向人们展示了命价的残酷：福特估算，由于平托车设计缺陷，可能导致180人死亡和180人烧伤，外加2100辆车烧毁。按照当时的命价标准，福特公司需要平均赔付每个死亡者20万美元，每个烧伤者万美元，再加上烧毁的平托车，福特公司预计需要付出4950万美元。

这个看似高昂的风险成本，却被另一种计算所平抑。福特计算，如果将1250万辆平托车全部召回增加安全装置（每个仅需11美元），将需要亿美元。两者比较，福特得出结论，增加安全装置的花费，超出维护汽车驾驶者生命安全的收益，因此放弃召回计划。

这样一份备忘录被曝光，对于企业无疑是场灾难。福特公司为此付出了远高于原计算的成本，平托车最终也被列为20世纪最失败的车型之一。

这一事件的影响，也一直没有完全消除，对于人命的计算是否合理，从哲学层面延伸到了现实层面。人们意识到，无论是电梯、大桥还是汽车、火车，绝对的安全并不存在，因此，“买来的安全”也永不会消失，企业从设计产品的那一刻起，便会开始生命与金钱的计算。

命的计算

福特“平托门”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也印证了“命价”的普遍性：福特公司用于计算的20万美元价格，并非该公司自己定出，而是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给出的每例死亡定价。据称，该定价是综合未来劳动力的丧失、医疗费用、葬礼费用和受害人的痛苦和伤害计算得出。

由国家机构定出命价，这看似有些荒谬，然而却是国际通行的原则。最近的一次计算，来自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据媒体报道，在各界的不断呼吁下，人命的价格正逐渐攀升——从最初的50万，已慢慢接近100万。

那么，命价的存在是否合理命价又应该如何计算这样的问题绝非只言片语可以解决。从古至今，已有无数人终其一生献身于此类问题，笔者绝不敢在此唐突论证。不过仍有一个显然的结论，可以供人参考。那就是命价的高低，与企业愿意投入安全的成本，呈正比关系。

这样的逻辑并不难解，企业在计算安全成本时，首先便要考虑命价的高低。试想，如果每条人命的价格高达1000万，福特高层的计算便会更改（如果“严格”计算，人命70万，就足以改变计算）。同样的逻辑可以延伸在任何一场公共安全的事故中，虽然没有绝对的安全，但命价提高后，相关企业对于安全的态度，就会发生扭转。

得到这样的规律，也许生命有价，也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