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并购动因的企业并购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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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并购动因的企业并购绩效分析
作者:崔小曼
来源:《商情》2015年第41期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献对并购动因与企业并购绩效进行了深入研究。今年证监会多次释放并购重组的大利好政策,央企全新整合概念持续发酵,并购与重组成为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本文在此背景下以不同的并购动因对并购绩效产生不同的实质影响为前提,对并购动因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整理。
【关键词】企业并购;并购动因;并购绩效
一、引言
斯蒂格勒曾指出美国几乎没有一家大型企业是简单仅靠内部积累成长起来的,所有大企业都经历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并购成长过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也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并购的方式改善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大量并购活动的涌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傅颀等(2014)提出并购是关于企业资源配置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它的成功与否将对公司价值与企业绩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影响企业并购绩效有关的文献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并购动因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通过整理归纳出了将基于动因的绩效分析文献分了三类:并购战略目标角度、管理者并购行为动机角度、政府政治干预角度。
二、基于并购战略目标的角度
企业在一定时间段内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并购类型,基于此的并购活动可以划分为以获取规模效应或垄断市场为战略目标的横向并购。冯根福(2001)认为混合并购在并购后第一年的绩效较为显著,而横向并购绩效在并购后第一年并不显著,但其绩效呈上升趋势到并购后第三年绩效反而优于混合并购,纵向并购的绩效则明显不理想。学者(周绍妮,文海涛,2013)从产业演进角度出发的并购绩效分析表明,初创阶段市场完全分散或市场集中度极低,企业间的并购行为开始发生,此时的并购以横向并购为主,并提出处于不同产业演进阶段公司竞争力的表现不同,增强竞争力的方式也不同。盛明泉(2011)研究了20032006年发生并购重组的上市公司绩效,研究表明多元化并购在并购初期绩效下降,但在后期会有一定提高。
除此之外产业生命周期被引入到了企业并购绩效的分析当中(刘笑萍,2009),指出当并购双方的行业周期作为考虑因素时横向并购与多样化并购绩效存在显著差异;衰退行业之间的多样化并购绩效显著优于衰退行业内部的横向并购绩效;对于收购企业,成长行业之间的多样化并购绩效显著优于成长行业内部的横向并购绩效,对目标企业而言成长行业与衰退行业之间的多样化并购绩效优于衰退行业内部的横向并购绩效。
三、管理者并购行为动机角度
基于管理者行为方面,在归结企业并购低效率的理论中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代理成本理论显然是传统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后来学者又提出委托代理假说与过度自信假说等。其中,谢玲红等(2012)基于群体决策的视角,从管理者行为理论出发对我国422家A股上市企业的并购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群体决策中管理者过度自信普遍存在且与公司长期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叶玲(2013)的研究也显示管理者因为过度自信作为一种心理认知偏差,在项目评估时通常会使管理者高估收入,低估风险和成本费用,高估自己掌控局面的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进而采取激进的投资策略。
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环境的特殊性,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机制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体现出了管理者社会属性的重要性,因此企业间高管联结便是一种重要的企业间关联关系。鉴于此(陈仕华,2013)提出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时,与并购方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当并购方与目标公司之间存在董事联结关系时,并购方获得的短期并购绩效并无显著差异,但获得的长期并购绩效会相对较好。
四、基于政府政治干预角度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内的政府干预也颇为严重。汪国银等(2012)指出相对于西方,中国的并购进程被赋予了更多非市场因素:垄断、政府管制以及司法和行政等。潘红波(2008)等提出并购活动既可以缓解就业问题,又可以做大产业或者集团公司规模,所以我国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能力要求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缓解当地的失业率问题或者实现其政治晋升目标。王砚羽等(2014)指出政治基因使企业在并购扩张中表现出控制倾向并证明了其对并购绩效具有消极作用,在一定情境下政治基因作为隐形的手干扰了理性决策。
但是一部分学者对企业特征和并购动机做了更细致的划分,说明了政府的政策干预和党组织干预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和处于不同盈亏状态企业的绩效影响。陈仕华(2014)将党组织参与并购的概念引入绩效评价中,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是政府干预真正的执行主体,它们除了能够体现出政府部门利益外,还应体现出党组织自身的利益诉求,在企业并购活动中发挥着显著作用。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或受政府控制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入了并购的行业,发现对企业并购动因与并购绩效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世界对企业并购绩效的评估目前并未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由于我国制度环境和企业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并购理论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关于企业并购动因与并购绩效的研究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角度和领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陈仕华,姜广省,卢昌崇.董事联结目标公司选择与并购绩效——基于并购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视角[J].管理世界,2013(12):117132
[2]杜群阳,徐臻.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与风险评价模型与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9):6571
[3]傅颀,汪祥耀,路军.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J].会计研究,2014(11):3037
[4]王凤荣,高飞.政府干预企业生命周期与并购绩效——基于我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金融研究,2012(12):137150
[5]周绍妮,文海涛.基于产业演进并购动机的并购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会计研究,2013(10):7582
作者简介:
崔小曼(1990-),女,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河北大学管理学院,研究方向:财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