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及其四种训练方法

论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及其四种训练方法张保权理论与现代化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０９Ｓｅｐ，２００７２００７年第５期ＮＯ．５，２００７作者简介：张保权（１９７３－），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生。

邮编：２０００６２摘要：创造性思维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核心。

思维能力特别是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快慢。

社会总体的思维活跃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特定时期的智力水平、创造能力和社会发育状况。

培养和提高社会各个阶层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培养创造性思维主要有四种训练方法，即保持反思与批判精神、正确对待思维异质性、扫除思维死角和正确看待非逻辑思维的作用。

关键词：创造性思维；反思与批判；思维异质性；思维死角；非逻辑思维中图分类号：Ｂ０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６６－０４一、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过程。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创新，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创新是一种素质、一种能力、一种精神，其前提基础就是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推进理论发展，又可以促进实践变革，是带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新鲜、新奇、新颖的创造活动。

创造性思维不仅具有创新性、突破性，而且具有开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培养创造性思维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核心。

不管是个人、集体还是国家，创造意识越强，创造性思维越活跃，创新能力就越强。

当今世界是创造力空前活跃的时代，国际上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经济竞争的核心要素就是创造性思维的竞争。

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世纪，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程和国际地位。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敢不敢创新，能不能创新，是否善于培养创造性思维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是否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进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直接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二、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创造性思维人之为人，具有三个基本的存在特征：思维、言语和实践。

它们处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属于三个不同的领域，或者说是人的三个不同的存在方式。

是否想得到、是否说得巧、是否做得好，决定着一个人能不能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职业领域里有所作为。

性格的差别、能力的高低、谋略的深浅等等，最终无非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思维、思想、思考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发动机，是话语活动和行为实践活动的先导。

加强能力建设，首先需要从思维领域着手。

创造性思维是影响和制约人的思维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创造性思维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既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本能反应，也不同于人类对万事万物的简单反映，它是一种高级的带有独创性和实践性的认识活动。

有学者认为，逻辑思维就是理论思维［１］。

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体现在贯穿于认识全过程之中的具体与抽象、静止与运动、有限与无限三个方面。

认识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对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所谓理性认识，主要就是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反映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特点和规律。

这里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

这里的规律就是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以及各种偶然性。

由此看来，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或者说创造性思维能力也就是提高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正确反映各种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过程与规律的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带有抽象作用的认识过程充满概括、归纳、揭示以及提炼特色，难以做到精确、细微和全面，每一个概括、归纳、揭示和提炼都只是对事物某一个方面的概括、归纳、揭示和提炼，因而对整个事物来说往往是片面的、不十分准确的。

从寻求进步和促进发展的角度而言，人们的思维认识能力需要不断地实现超越。

既要超越自己，又要超越别人。

寻求超越的过程就是寻求提高的过程。

但人都具有自我满足、居功自傲和谋求权威的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潜能和想象力的发挥。

三、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四种训练方法（一）培养创造性思维需要养成怀疑和批判的思维方式。

歌德在评述莎士比亚时激动地写到：每个重要的有才能的剧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莎士比亚，都不能不研究他。

一研究他，就会认识到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后来的人就无事可做了。

只要心悦诚服地认识到已经有一个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优异作家在那里，谁还有勇气提笔呢［２］？容易拜倒在伟人面前是很多人在学术研究和思维过程中走不出的怪圈。

“我注六经”的思维观念深刻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正如希腊谚语所说，伟大和贻害是双生子。

由此看来，创新需要保持反思和批判精神。

应该把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和概括提炼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欧洲是伟大思想和历史巨人的发源地和诞生地，笛卡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哈贝马斯等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他们都把反思和批判当作锐利的思想武器，在继承的基础上勇往直前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他们并不仅仅是刻板地照着前人讲，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接着前人讲，甚至带着锋芒对着前人讲。

毛泽东早年提出了“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的观点，意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

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３］人文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正是抱着这种反思、批判和怀疑精神，爱因斯坦突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发现了相对论，丁肇中突破原有物质结构理论发现了基本粒子夸克。

怀疑前人不等于全面否定前人，怀疑是为了更好地创造，需要在怀疑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

历史就是曾经发生过的活生生的现实，只是由于时间的一维性特征才使得我们没法去亲身再体会一次罢了。

就西方思想史发展演进的过程而言，没有柏拉图就没有笛卡儿，没有笛卡儿就没有康德，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

同样，就中国思想史的演进来看，没有孔子就没有朱熹，没有朱熹就没有王阳明。

后者总是在继承前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取得进步的。

历史与现实或者说理论与实践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温床。

离开实践，离开历史，思维就无从谈起。

华东师范大学对该校紫江学者、终身教授杨国荣的学术兴趣的介绍很有启发意义：“他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中国哲学；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在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同中国传统哲学相衔接的问题。

”［４］莱布尼茨说：“遵循一位优秀的作者的线索，比自己完全独立地重起炉灶要省力些。

”［５］这就告诫我们充分尊重和消化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创造性思维就无法成为可能。

但也不能盲目排除彻底的新型思维的存在，也许有的人思维创造性超强，完全是自己在特定时间特点条件下不依赖任何人独自体悟的结果。

这种思维比较少见，但却意义重大。

一个人揭示事物发展过程的各种属性与特点的准确性越高，其认识能力、研究能力就越强。

就认识论对于学习、工作以及社会交往等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而言，保持怀疑、反思和批判精神永远是必要的。

（二）培养创造性思维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思维异质性。

所谓思维异质性，简而言之，就是思维的不同性质、研究领域的不同范式和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与方法。

我们不仅要在应该趋同的问题上谋求一致、统一和类同，而且应该在趋异的问题上谋求不同、对立和冲突，这才是对待科学研究的真正科学的态度。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

英语中“起作用”的表达方式是“ｍａｋ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是说不同才有作用。

在科学研究中，需要正确处理“求同”和“求异”的关系。

求同是为了达成共识，求异是为了寻找突破，我们需要在求异的基础上求同。

问题往往在于求同容易求异难，否定权威常常意味着大逆不道。

历史上很多有名的思想家都是去世若干年之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其价值的，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处。

实际上，进步意味着变革，万万不能墨守成规。

回顾充满坎坷和荆棘的人类历史，黑暗和专制的年代是多么的漫长。

人们抱残守缺，不能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谬误成为真理。

解放思想，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正确地运用辩证的逻辑思维方法的前提［６］。

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不会低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而在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上不能简单地抱着一味默认、赞许和膜拜的态度，应该保持适度的和必要的对抗、对立与对峙。

应该重新审视已有的思维成果，以负责任的态度构建思维理性、认识理性以及实践理性。

在把粉笔和大象进行比较的时候，如果不说这是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经典比较案例，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种比较是有实在意义的。

思维的独特性、异质性、创造性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毛泽东在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盛行之时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指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这些经典的阐述必须牢牢记取，以指导我们进行创造性思维。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只要哲学基础理论还没有从僵化的思想框框中解放出来，整个民族就会失去其创造的活力［７］。

他在回忆自己“文革”时期的求学与思想经历时慨叹道：我在高中三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时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顶峰论”感到困惑，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

所谓“顶峰”也就是没有发展了，这怎么可能？我在小组讨论会上说出了自己的困惑，结果工作组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全班同学对我进行围攻，说我在毛泽东思想上“有观点问题”，少数人试图把我打成反革命。

当时我只有十七岁，心里很苦闷：为什么我满怀真诚地追求真理，却遭到了这样的回报？我突然觉得，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在我心中被碾碎了，但我说不清它是什么［７］（２５４）。

这段回忆和感叹让我们看到了独立思维对于科学研究、智力开发以及人生意义的价值。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科学研究不同于社会交往，两个领域的潜规则彼此不同。

前者重差异，破戒律，寻找突破，强调的是要设法找到别人的错误和缺漏之处。

后者重谋和，好传统，避忌讳，寻找共识，强调的是要设法在共同的问题和想法上扩大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