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家建构过程中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摘要：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构的一个战略选择，不仅是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果，更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必然选择。但是，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农业税的取消，村民自治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制度局限，也给村民自治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从大量的调研出发，归纳了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并提出了几点可操作的对策。

关键词：国家建构；村民自治；农村治理。

村民自治自实行以来，一直为我国农村治理及国家政权的稳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和国家建构下的政策调整，村民自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我国村民自治的演进。

村民自治是指广大农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1987 年彭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发表题为《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的讲话，详细阐述了用民主的方式重组农民的方法。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村民自治正式确定为一项国家法律保障的制度，1998 年11 月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村民自治进入到一个国家整体推进的全新阶段。村民自治不仅建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和体系，而且也日益下沉，成为我国农民群众的政治实践。

现代国家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领土完整的民族国家，再者是民主国家。亨廷顿通过研究认为：“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1］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国家法律制度，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家建构中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吸纳。谁能吸纳农民，谁就能拥有国家稳定的基础和国家发展的动力。［2］村民自治正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乡村的制度创新，是国家以民主治理体制吸纳广大农民，这种将农民置身于乡村治理体制中心的方式，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阿尔蒙德曾经指出：“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先期进行，但发展的政治却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面临着人们对参政的分配的要求及期望。”3］村民自治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具有直接民主的特性，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种形式直接管理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庄社会事务。通过这种基层群众自治形式，将农民吸纳到党和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建立起国家与农民的纵向联系，从而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稳定。这不仅是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持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保障。

二、村民自治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1. 经费短缺：免税时代的村级财政。

1983 年，农民迎来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2006 年，9 亿中国农民又迎来了“免税时代”，依法彻底告别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传统。亿万人民欢天喜地的同时，村民自治也迎来了制度性挑战。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来自乡村内生型的治理机制嵌入到原有的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中，必然会产生机制性摩擦。［2］本来就不宽裕

的村级财政，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农村税费改革后，许多村级日常活动无法开展，村民期盼的公共服务难以提供。中国有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业税免除后，各级政府以减少农民负担为核心的制度和措施相应出台，不允许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集资筹款。资源匮乏、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委会普遍出现了运转困难，功能难以发挥的局面。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担负着维护村庄社区秩序、提供村庄社区公共产品、促进村庄社区发展的重任。村委组织的正常运转，包括办公设施的具备、村组人员的基本工资保证、组织活动的必要经费，等等。可见村委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必要的财政支持，村民委员会要想履行好各项职能，首先必须确保自身能够正常运转。但在免除农业税后，村级财政周转只局限于上级转移支付和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在笔者调研期间，发现一些集体经济非常薄弱的村庄在上级较为有限的转移支付下，负债累累。免税前留下的种种遗留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以前农户欠的税一直没有补齐，或者以前修理公共设施集资的欠款，有些已经成为“活死账”，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办法以解决此类问题，村委会更加难以运转。

现代国家的理想治理体制是纵向统一和横向多元的有机结合，以便既保障主权国家的一致性，又促使社会充满活力。［2］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有益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培育一些有益于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和社会和谐的文化娱乐组织，也可以培育一些有益于乡村民主管理和权益保护的农村公益组织。然而在村级财政陷入瘫痪之时，村级各类组织的成长和发育面临困难。村民自治的核心就是要发挥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主决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徐勇教授曾指出，如果将现有的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组织资源，则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成长。［2］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性平台，需要农民组织化参与。通过高度理性化的社会组织，将分散化的单个人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公共权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村民自治权得以实现。在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化社会和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够为村民自治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4］然而村级经济合作组织、文化组织由于资金短缺而无法完成自我服务的目标，村级组织不再是充满活力，而是举步维艰。村民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决定村民自治发展的好坏，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互动减少、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组织发展不完善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村庄治理的有效性。

长期以来，村民对村委会的依赖性一直表现在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农业技术、市场信息、文娱活动、劳务输出，小到邻里矛盾、婚丧嫁娶等。由于村民委员会受制于诸多因素，并不能及时、有效地提供相应的村民服务，难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村民对村委会的期望值超出了村委会的能力范围，不满情绪难免产生。再者，城市的公共设施、公益事业都由国家财政承担，相比之下，农村的各项建设和发展经费则是农民事农民办，甚至包括农村义务教育、水利维护、道路修建等都是农民出资兴办。农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农民负担沉重，村级财政严重短缺，难有积累。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仍属于传统的农业财政，从而造成现代政府体系与传统农业财政的尖锐冲突。［5］。

2. 体制障碍：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挤压。

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的职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法履行自治职能，办理村务；二是配合乡镇政府工作，协力政务。然而在现行体制下，村委会往往主动或被动地被乡镇级政府纳入科层化组织体系中，处于乡镇行政主控下的村民委员会也往往将完成政务作为工作的首要，村务只是在完成政务的情况下兼顾，其职能履行存在着片面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