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综合各种说法，可以认为，“举国体制”本指一种特殊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动员和调配国家资源，重点发展国家急需的重要领域或重大项目。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则是指，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竞技体育迅速提高，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国家实施以政府为主导
其一，中国体育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就成为奥运强国，主要得益于“举国体制”；
其二，“举国体制”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调动和利用国家体育资源，使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
其三，“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其四，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体育的“举国体制”不是要不要坚持的问题，而是如何完善的问题。
虽然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据现有的资料表明，“举国体制”这一提法的出现却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有关资料显示，较早在正式场合提到“举国体制”特点的是198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工作报告。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在报告中提到三十年体育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时指出：要正确处理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一方面，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体育事业。在制定体育的发展计划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体育的发展又不应消极地依赖于经济条件，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无所作为。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快一些。”[1]虽然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正式使用“举国体制”这一提法，但上述看法，却是关于我国体育“举国体制”较早的权威解释。
以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国情和体育目标而论，我们没有实行第一类民间社团型体育管理体制的条件与基础。第二种半官方的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也曾实验过。1949年11月至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的三年间，曾实施过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或青年团来领导全国的体育运动的半官方体育体制，但实践证明，这种体育体制不能适应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要求，因而于1952年正式成立了部级全国体育事业领导机构——中央体委（1954年改为国家体委），改而采用了政府主导型的体育体制。第三种管理体制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体育诸因素制约影响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客观而言，国家政治意志对体育的特殊要求、苏联经验连同革命军队驾轻就熟的军队化集中统一管理传统，都促使当代中国最终只能选择政府主导型体育体制，并进一步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
2.2 “举国体制”主要是以提高国家竞技体育水平为目标的体育体制 现代体育包括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高水平竞技）三大部分。按照1956年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所规定的管理职能与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和监督全国的体育事业”。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国家体委之于学校体育工作主要行使协助、配合和监督权，由教育部门直接管理。国家体委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和促进群众体育的普及和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因而“普及与提高”长期是国家体委的两大中心任务。
从“举国体制”的内涵来看，其最初主要是指由“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的长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在实践操作中，则主要是包括各级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体制、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和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因此，“举国体制”并非整个体育的体制，而只是竞技体育（高水平竞技）的特殊体制。它是围绕迅速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水平，以在国际赛事中夺取优异成绩这一目标而实施的一种特殊的体育体制。
虽然“举国体制”是一种较为流行的提法，但出于种种原因，在20世纪80、90年代国家体委的正式文件与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较少看到这样的提法。
官方在正式场合公开提到“举国体制”并对其进行诠释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金牌总数与奖牌总数均位列第三的优异成绩。会后在总结中国体育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奥运强国的经验时，各方面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这主要得益于“举国体制”。此后，体育“举国体制”成为公开的和正式的提法，频频出现于
2.1 “举国体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服从于国家利益与政治目标，执行国家所赋予的任务 从体育史的角度来看，政府主办主管竞技体育的体制始于前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于1952年7月首次派团参加了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为了显示苏联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出于政治的考虑，苏联政府为此做了长时期的准备，依靠行政手段和政府投入来选拔集训优秀运动员，结果在这届奥运会上，苏联代表团以金牌22枚，奖牌71枚，总分并列第一的优异成绩，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奥运强国。这一惊人成就首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政府为主体来搞竞技体育的巨大能量，对本届奥运会后赴苏考察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该代表团8月中旬回国以后，团长荣高棠立即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在中央政府内设置类似全苏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那样的部级机构来领导全国的体育运动事务。中央人民政府于是年11月15日举行的第十九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后改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确定了当代中国的体育体制。
2003年7月9日，袁伟民局长又在题为《求真务实，团结进取，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做好体育工作》的讲话中，针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他指出：“举国体制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赋予它新的内涵。要在目标制定、项目布局、经费保障、奖励政策、国家队组建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体现举国体制的要求。”
2.3 在体育领域实行“举国体制”是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20世纪下半叶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迅速提高国家竞技体育水平而实施的一种体育体制 从世界各国所实行的体育体制来看，实行“举国体制”的主要是20世纪下半叶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这一体制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条件的。一般而言，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这一体制才会产生：其一，国家迫切需要发展高水平体育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其二，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不足以通过社会自身的运行机制来支撑国家意志所需要的高水平竞技；其三，国家已有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和基础不足以实现其目标；其四，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提供“举国体制”的制度平台和体制基础。从这几个条件来看，第一条主要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身上，另外如前西德、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背景下也出现过类似的强烈动机和
需求；第二条和第三条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搞高水平竞技时都须面对的客观制约因素；第四条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具备。
2.4 “举国体制”是一种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的政府主导型的体育体制 从管理模式来看，目前世界各国的体育体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民间社团型，即完全由民间社团组织来行使体育管理的职能，如美国、瑞典、意大利、日本等国；二是政府与社团结合型，又称半官方型，即政府依据有关法律行使体育管理职能，但具体体育事务则基本由民间社团独立运作，如英国、法国、西班牙、韩国、新加坡等；其三，政府主导型，即完全由政府主办主管体育，如前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媒体报道中。
例如，悉尼奥运会后，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概括了三句话：美国体育靠他的经济实力，俄罗斯体育靠他原来的基础，中国体育的成功靠的是举国体制。[2]
2001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体育得益于举国体制，改革开放后又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举国体制的实质，就是发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利用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特点，把丰富的体育资源挖掘出来、充分利用起来，通过竞争和协同，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到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现阶段依然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要认真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全面、正确地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形成包括以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这样一个三维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特点
相对于世界上通行的体育体制，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有哪些特点呢？
为什么竞技体育在20世纪会成为国家的政治意志，以至于会出现政府直接管理与投入的体育体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1)二战后的冷战背景使东西方两大阵营处于全面竞争状态。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以其特有的竞技性成为冷战双方在和平时期显示其制度优越，国力强盛，在意识形态和精神上压倒对方的重要领域和舞台。这种体育功能的政治化，是导致相对体育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以政府主导型体育体制产生的主要原因。(2)对于中国而言，围绕195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爆发的海峡两岸争夺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斗争、新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新形象，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以及作为一个古老民族与传统大国在近代所遭受的百年耻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感情，新中国选择政府主导型体育体制有其必然性。(3)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为实施体育“举国体制”提供了体制基础和操作平台。
1 关于“举国体制”的概念
“体制”是关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与制度的总称。体育体制，是国家有关体育事业的管理体系与制度的总称。一般而言，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根据自己特定的国情和体育发展目标采用的不同体育体制。因此，体育体制通常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举国体制”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体育所实施的一种特殊的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是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与基础。
“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构”[4]，因此，没有20世纪这样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及民族意识背景，原本作为教育手段和健身娱乐活动的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是不太可能成为国家意志的。反过来说，国家与政府投资主管主办体育的唯一动机，就是现代竞技体育本身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包含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与政治价值。由此可见，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是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服从于国家利益，执行国家所赋予的任务。这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基本性质与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