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科举

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提要：何炳棣揭示的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纯粹的生员家庭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

其中，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多是宋元士大夫之后裔。

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

关键词：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何炳棣儒户非典型性一、问题的提出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1]。

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

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着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着——《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

何炳棣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的占47.5%；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2.5%；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

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

其中，明初（1371-1496）(这是原文的界定，以下“明初”改为“明代前期”，详后)平民出身的占58.7%。

清代A类进士占19.1%，B类进士占18.1%，两者合计为37.2%。

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两者合计为42.3%。

此外，何炳棣又认为宋代进士来自平民家庭的占53%。

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

此后，流动的速率就呈下降趋势。

也可以这么说，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

可是，虽然因《明清社会史》还没有中译本，笔者没有通读过原着，但从王振忠翻译的何着第六章——《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作者把明代科举“流动率极高”归结为“人口较少”，以及拙作涉及的相关文章蠡测，何炳棣在原着里似乎没有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特别高的成因做过比较透彻的解析。

由于何氏所用史料的不可取代与样本占有总体上的无与伦比，加之论证比较严密，讨论既深又广，使《明清社会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

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何氏理论首先在西方引起“惊异”与轰动，被海外学者广为接受。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以海姆斯(Hymes)、艾尔曼(Benjamin A.EIman)、卜正明等国际着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但“非流动派”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从方法到观点与何氏进行争鸣，至于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相对于明中后期及清代的登科录)是否存在局限？考察的明代前期的科年与人数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适的意义？质疑者则大多不予关注。

国门洞开后，经大陆学者如孙立平、王振忠、吴建华、刘海峰、何怀宏等的引进与推崇，何氏理论被国内读者所熟识。

近几年，虽然受海外“非流动派”观点之影响，在对待科举是否促进了明清社会阶层流动的问题上，除刘海峰取“折中”(偏流动)立场，吴宣德持质疑态度的少数学者以外，大陆多数学者倾向于以何氏为代表的流动派。

其中，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研究成果尤为大家所津津乐道，被一些学者看成是科举社会流动率的极限，并由此观察到“改朝换代之际”，往往是科举社会流动频繁的时期，又引伸为是明代前期社会“活性”与“繁盛和稳步发展”的象征[10]。

钱茂伟也注意到明代“平民之家比例由高而低，最后与功名之家持平现象”。

但他从“能力流动”切入，而非历史背景来考[11]。

可见，海内专家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及其意义也缺少质疑。

即使有限的讨论，也没有走出从现象及“流动”本身仅找原因的思维框架，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

何炳棣在其新着——《读书阅世六十年》里，就明代科举社会流动问题进一步重申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但仍没有提及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原因[12]。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对明代，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命题之典型性及何炳棣所用明代前期史料的相对完整性似乎还没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本文主要是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些检讨与思考，以抛砖引玉。

二、明代前期的界定与史料的缺撼流传至今、被何炳棣称为“是研究社会精英家世背景最佳最精确的史料，无论论质论量都是西欧各国所不能及的”[13]明代进士题名资料尚有：登科录56种、会试录58种、进士同年录15种(不含崇祯刻本《序齿录》)、进士履历便览17种，排除重叠者，目前我们还能见到的记载明代全国性进士家世的题名录73种[14]，占总科年89届(含崇祯十五年特赐)的82%，应该说还比较完整。

但由于至尊的“天一阁”对相关善本迄今尚未向外开放，使其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的尊容没有真正进入社会史、科举史研究者的视野[15]，加之其它一些因素，今天，海内外学者考察进士家世利用过的明代进士题名录仅32种。

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讨论的9种(独家使用6种) [16]。

但艾氏主要从进士户籍的角度切入，非直接研究社会流动，这里暂且不论。

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涉及的有21种(独家使用5种)[17]，统计的科年覆盖面较广，取样的对象也较多，惜钱着把两种平民对象合一，影响了史料的挖掘与比较。

故代表当今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水准的[18]，仍非近半个世纪前的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莫属。

为便利讨论，现把何氏的相关资料整理、简化成表1。

表1 明代进士的社会成份资料来源：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表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12-113页。

说明：①原表9在统计或计算时存在若干问题，为统一起见，本表数据仍保持原貌；②王振忠曾提示，原着中还有万历十一年(1583)的数据(B类进士48名，占13.7%)，似制表时遗漏。

详见：(美)何炳棣着，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7页。

故何炳棣讨论的明代登科录至少有18种。

不知是翻译还是其它原因？我们觉得表1把跨度将达近半个明朝的前6个科年(1371-1496)划作“明初”，显然是不妥的。

为比较正确地表达时间概念，本文对明前、中、后三个时期作如下的界定：洪武至天顺朝(1368-1464)为明代前期；成化至嘉靖朝(1465-1566)为明代中期；隆庆至崇祯朝(1567-1644)为明代后期。

那么，我们从表1可知，真正算得上明代前期的只有洪武四年、永乐十年、天顺元年等3科，仅占同时期28科的10.7%；研究对象也不过区区428人，约占同时期5064位进士的8.5%[19]，而其中的近七成，又出自接近明中期的天顺年间。

因此，无论是科年还是人数，抑或是实际分布重心，该表反映的明代前期的史料是比较勉强的。

也许由是之故，何氏才把“明初”划分的下限延续至15世纪末。

庆幸的是，何氏取样的明代前期3个科年在时间上都极具代表性，且钱茂伟[20]的统计客观上支持了何的结论：明代前期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甚多(21)。

三、明代前期B类进士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由于何着表9仅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使读者对B类进士的注意力集中到其平民的属性上，而忽视了B类进士本是介于A类进士与C类进士之间，既都可以向两者“靠拢”，又有别于纯粹的平民之家与仕宦之家的一个阶层——低级的士阶层。

如果我们沿此思绪，也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那么，剩下的就是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的纯粹的平民家庭了。

读懂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何炳棣的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包含了两个层次，除了大家关注的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不多，也反映了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也稀少，对应到嘉靖十四年前(为便于统一及集中解决问题，以下对B类进士的讨论一般仅指明代前期)，这类家庭竟是缺席。

故探索明代进士三代履历中单纯的生员家庭奇缺，尤其是明代前期这类进士空白之原委，也不无史料与学术价值了。

表1所列明代前期最显着的特征是A类进士的比重大，其主要原因是B类进士无。

分析这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窃以为文献记载有问题。

在该表17个科年中，有12个科年B类进士空白，其中前9科连续空白，而当最后两届及被遗漏的万历十一年(1583)的B类进士都达四、五十人之多，比例已接近清代的平均数，且超出明清的平均水准时，紧挨的万历八年（1580）以及相近的隆庆二年（1568）、嘉靖四十一年(1562)等三科仍无一个B类进士，这是不可思议的。

宋以降，中国封建士大夫队伍里，府、州、县地方官学出身的儒生群体最为庞大，决定着文人的数量。

那么，对明代嘉靖十四年及以前没有一个进士产生在前三代仅出现过生员的家庭之疑问，唯一合理的诠释，我们认为是进士题名录的履历记载或今人的认识有问题。

进士家世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人物的代际身份问题。

明代前期，特别是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家世，主要折射的是他们的祖上在元代的社会地位。

明代前期是否有B类进士，主要看他们的祖上三代在元代有否产生过地方儒学出身，但尚未步入仕途的先人。

然而，要找到这些资料并非易事。

从现存的元代两种进士题名录——《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看[22]，进士祖上三代家世里找不到有诸生身份记载的文字；在当代学人对元代进士家世的诸多考证中，似乎也难见秀才之踪影[23]。

故笔者认为，祖上的地方儒学之学历还没有资格上元登科录，抑或方志族谱、史传碑文对生员这一功名也不太注意。

明承元制，明代前期的科举题名录很有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至少是还不够详细、规范。

那么，考察明代前期是否存在前三代已产生了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进士及其概率，今天该从何处着手呢？从钱茂伟的研究中获得这样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洪武四年的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4人，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24]的41%。

[25]因明代的“儒籍”是元朝户计制度遗留的产物，故笔者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摸索明初登科记关于生员身份的记载问题。

乔卫平通过对《庙学典礼》卷一《岁贡儒吏》的研究后认为，元代地方儒学的生源构成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主要招收儒户出身的子弟；其二，儒户子弟入学读书是一种法定义务，其有余闲子弟，必须有一名入学读书；其三，地方儒学的学生分为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允许所有的儒户和非儒户中愿求学的子弟入官学读书，学生自备束修，但不标入学籍；第二个级别是通过对这些学生的考试，正式标入府、州、县学籍，有资格参加岁贡儒吏的考试，并可享受免差及学粮津贴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