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地药材与环境相关性研究

摘要：

本文总结了古代和现代对道地药材的认识，分析了古代对道地药材与环境相关性认识的特点，并从现代环境科学角度提出道地药材与环境相关性认识的三个层次两个方面。同时简要总结了生物技术，现代分析化学，数理统计学在道地药材与环境相关性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道地药材环境相关性

一、道地药材的内涵：

我国古代“天药相应”的道地药材观

胡世林[1]等在中国道地药材论丛一书中概括性的指出中国古代的道地药材观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即“天药相应”。我国古代对“地道药材”的论述，可见于历代名家本草文献中。

“地道药材”的概念最早见于东汉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中[2]，。“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地道的重要性。而且，在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出就带有地道色彩，如巴豆、巴戟天、蜀椒、蜀漆、秦椒、秦皮、秦瓜、吴茱萸、阿胶等。巴、蜀、吴、秦、东阿都是西周前后的古国名或古地名，从每药下所记无具体产地而只有生山谷、川谷、川泽、池泽、大泽、丘陵、田野、平土等具有粗略的生境含义。

《内经》从理论上阐明地道药材的意义，指出“岁物者，天地之专精也。非司岁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伤寒论》则是医方中最早应用地道药材较多的医书，112首方剂，涉及80余种中药，其中地道药物有阿胶、代赫石、巴豆、蜀漆广泛应用于临床。

梁代陶弘景[3]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从药名、产地、形态三方面阐述了地道药材的重要性。其序中有：“案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汉以前，当言外国，今郡县之名，后人所改尔，自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则全用历阳当归，钱塘三建，岂得相似？所以疗病不及往人，亦当此缘故也……”，则是就地取材产生的混乱和不良后果。尤其可贵的是，他指出，同是“蜀药”、“北药”，也要精选，要注意小环境地药材质量的影响。

药材产地方面，记述有：“上品人参生上党及辽东“。药材形态方面，序中有：“人参”，“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既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世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这是历代本草学上第一次明确地论述地道与非地道药材对临床疗效的影响，并对40多种常用中药的地道性用“第一”、“最佳”、“最胜”、“为佳”、“为良”、“为胜”等加以记述。

到公元7世纪，地道药材的概念更加强化。《唐本草》对地道性的精辟论述，“窃以动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这些为今天地道药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理伤续断方》是我国骨伤科学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有：“凡所用药材，有外道者，有当土者（土药材）。”并首次大量使用“川药”：川当归、川独活、川椒、川牛膝等[1]。

由唐代药王孙思邈编著的《千金翼方》中，首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特别强调“用药必依土地”，这为后时世正式采用“地道药材”的术语奠定了基础。他在专论“药出州土第三”一节中按本草所出郡县，皆是吉名，今之学者卒寻而难晓，自圣唐开辟，四海无外，州县名目，事事惟新，所以须甄明既因土地名号，后之学者，容易即知，

其出药土地凡133州，合519种（实为385种），其余州土，皆不堪进御，故不繁录耳。“ 此外，对于药材的道地性还可见于历代本草中，如唐代《新修本草》、宋代寇宗的《本草衍义》、金代李杲《用药法录》，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明代陈嘉谟《本草蒙鉴》，清代汪昂《本草备要》、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等。虽重点不同，但其核心思想均是以产地为本，产地决定了药材的形状，进而决定药材的药效即“天药相应”。

现代道地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环境科学，分析化学，生物学，系统科学，数学，计算机等新兴学科飞速发展使得道地药材的研究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研究手段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认识道地药材的角度呈现多元性。

现代道地论的核心是”强调物种内质量变异有时大于种间差异”[1]，这对提高药材质量，对保证中药材在国际贸易中的信益，对中药材科研样品的标准化均有很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中医研究所胡世林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现代道地论”这样一门新学科的倡议。

在已故凌一癸教授的指导下60多位专家和中青年骨干从本草、药理、生药、栽培生态、加工炮制、临床验证、综合开发等8个方面首期对川贝母、川芎、续断、麦冬、天麻、黄连、附子等9种开展了川产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

肖小河[4]认为：道地药材是中药长期复杂的系统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最高级、最优化的物质形式。他从哲学的客观真实性和价值论角度指出道地药材的客观本质具有双重性。目前品名、产地、质量、价值等划分标准是认为的、相对的、模糊的，因而道地与非道地药材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过度性和可塑性。他从耗散结构理论、分形分维理论和模糊集合论角度认为药材之真伪优劣及道地与非道地是中药演进这个复杂的耗散结构系统在不同阈值之负熵流的非线性作用下所形成的多序数态的定性反映，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外延和内涵有不明确的大模糊集合或大“分岔树”。他认为：道地药材是该药材原物种在其产地的种系与区系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受着孕育该物种的历史环境条件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特殊产物。居群变异与环境适应是道地药材形成的生态学机制；生态宗、生态型、地方宗、地理宗等是地道药材形成的生物学实质。

胡世林[5]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提出了狭义的“中药材道地性”（geoherbalism）：“同一物种由于生态环境差别极大，或因物种的性别、年龄、栽培、生理病理、生长阶段、或因加工技术使得该物种所形成的药材质量发生了真伪优劣的变化。”他认为中药道地药材发现和确立的过程，实质上是对生物多样性的选择性应用过程。他在《中国道地药材原色图说》一书中提出对于中药材道地性的含义在物种相同的前提下，道地性的解释有产地不同，野生与栽培、养殖的区别，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加工技术水平的影响六个方面；在物种不同的情况下考虑物种不同，临床经验不同等方面。

谢宗万[6]从道地药材的成因角度认为：道地药材是指在一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材，且生产较为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致较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者品质较佳、疗效好，为世人所公认而久负盛名者称之，因此，在药名前多冠以地名，以示其道地产区。

二、我国古代对道地药材与环境相关性的认识

我国古代对道地药材与环境相关性的认识中对“环境”一词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这一阶段对“地道”的认识的特点是：以古国名命名药材，并有粗略的生境含义是古代朴素的地道药材生境观。如：巴豆、巴戟天、蜀椒、蜀漆、秦椒、秦皮、秦瓜、吴茱萸、阿胶等。巴、蜀、吴、秦、东阿都是西周前后的古国名或古地名，从每药下所记无具体产地而只有生山谷、川谷、川泽、池泽、大泽、丘陵、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