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及其近代发展趋势

高谦民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具有重政治和重伦理两大特征，形成了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文化特质。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以社会为本位的儒家教育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而以道家为主要代表的非主流教育思想，则倡导以个人为本位，它打破了主流思想一统天下的僵化局面，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思想出现了重视学西学和关注个体人的发展两大趋势，使个人本位的教育观得到彰显，从而引发了教育领域内的大变革。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教育观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推动我国教育健康、合理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思想特征趋势社会本位个人本位

众所周知，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的特点是受整个文化传统影响的，教育思想当然也不例外。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非宗教倾向，反对消极出世，主张积极入世，是其一大特点。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动力，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一词源出于《易传》，《易传·乾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时间不断的流逝，天体始终运行不止，君子应当仿效天体的这种精神，奋发有为，勉力向前，永不停步。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它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就是入世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1］刻苦磨练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这种“自强不息”精神所喷发出来的进取力量，造就了历史上大批志士仁人，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教育思想便呈现出重政治的突出特点，即教育为政治服务。孔子把教育作为治国三要素之一（庶、富、教），认为教化万民比政令和刑法对巩固国家的统治更为重要和有效，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时，他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3］就是说，通过教育以孝悌之道影响政治，这便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孟子则把教育看成是“得民心”的根本措施，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教育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条件。《礼记•学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用16个字准确而生动地概括了教育的政治作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此后，历代教育家都主张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将教育作为统治万民的重要工具。于是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重政治的特色。

除了重政治的特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第二大特点是重伦理，即以德育为核心。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整体和谐，儒家学者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整体是由无数个体的人集合而成的，个人生活在这个整体之中，他不具有独立性，只是整体中的一个细胞，必须依附整体。如果社会的整体和谐被打破，个人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保障。因此，个体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整体，这样才能保持社会整体生活的安定。强调整体和谐，就必须重视协调社会人际关系，因而就非常注重伦理道德，以增进人与人相互间的依存关系，使个人离不开整体。重视伦理道德，势必要加强自我修养，因而修身便成为儒家道德教育中的关键一环。只有天下所有人都能自觉的修身，社会才能和谐安定，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都要以“修身为本”。孔子将学生分为四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4］其中德行居于首位，因为在他看来，“君子义以为上”。而要做到义，就必须“修己”。提高道德修养是孔子的教育目标。孟子继承了孔子重德教的思想，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明人伦”，即明白做人的道理，遵守道德准则。董仲舒则建构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编织了一张宗法伦理的大网，

对全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历代教育家在人才培养中均突出德育。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5］又说：“立学校以教其民……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无违也。”［6］王守仁也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7］他们认为，培养学生优良品德，是学校中最重要的任务。

从先秦到明清的儒家学者都特别重视德育，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因为在他们看来，思想道德品质是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所谓“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说过，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因此，只有懂得如何做人、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真正成为有用之才。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重政治与重伦理这两大特点是相互联系并统一的，因为儒家的政治强调“德治”和“仁政”，从而使民众安居乐业，使社会安定，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处理好伦理关系，重伦理是手段，重政治才是目的。古代教育家之所以重视道德教育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这种道德教育说到底还是政治教育，这种重政治与重伦理的统一，便形成了我国古代教育文化的典型特征：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儒家的修己治人之道。这种思想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的利益和整体的价值，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与价值，忽视了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只讲个人的义务和责任，不讲个人的平等和权利，从而束缚了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不利于个体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以社会为本位的儒家思想便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既然有主流思想存在，就必然有非主流的思想。在我国古代非主流思想中，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最重要的一派。先秦时期的老子和庄子以自然无为之道反对儒家的修己治人之道，他们彻底否定儒家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表面上看，他们否定一切，但实际上，否定是手段，超越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主张回归自然，反朴归真，反对用人为的精神枷锁来束缚人，强调顺应自然，按自然发展的规律去引导人，让人们能够自由的发展，以实现自我完善的目的。这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教育思想，这种批判的态度和超越的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它推动了教育思想的不断更新、发展和完善。东汉的王充继承了道家的批判精神，高举起“疾虚妄”的大旗，对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向儒家的权威公开宣战。在严守师法家法的年代，他写出数十万字的“距师”之作，在中国教育史上揭开一大波澜。王充敢于批判，善于思考，求真务实的精神，标志着人的精神的觉醒，从而开启了魏晋新思想之先河。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远承先秦道家的传统，近受王充思想的影响，吹响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号角，将儒家学说批判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在教育领域中引发了一场强烈的“地震”，它标志着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新时代的到来。明代中叶的王守仁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提出不能以孔子或朱子的是非为是非，每个人都应当独立思考，这种反权威、反偶像崇拜的观点，具有提高人的主体地位，促进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他反对程朱学派用规矩束缚儿童，主张顺应自然，适合儿童的天性，激发儿童的兴趣，在愉快的情境中促进儿童的发展。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在王学的影响下，批判了以理学为基础的教育理论，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要求的、求实的教育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教育中非主流和反主流思想的存在，打破了主流思想一统天下的封闭、僵化局面，使教育思想领域中出现了一股清新、活跃的空气，它推动了教育思想的发展，提升了受教育者作为大写的人的地位。然而，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以社会为本位的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致使以个人为本位的非主流教育思想得不到张扬，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难以充分发挥，因此教育原本所具有的发展个性、完善人格的功能就体现不出来，这种状况直到近代才逐渐开始有所改善。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冲突从物质文化层面，到制度文化层面，再到精神文化层面，逐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展开。在西方的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冲击下，传统的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逐渐由过去的重义轻利到关注个人的合理需求与正当利益，由习于专制统治到民主意识的萌发，由维护等级制度到要求人人平等，由因循守旧到开拓创新。总之，中西文化的冲突，造成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变化。

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使传统观念产生变化的外在因素，而中国文化自身的矛盾运动则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