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传递教育理论探析

美国文化传递教育理论探析

郭凤鸣

（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00）

[摘要]在美国，教育理论家们把源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术语“文化传递”理论应用到学校课堂教学研究中，教师们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把社会共享知识体系与文化规范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习得某个群体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施教者教和受教者学的过程和结果，都关涉文化的建构。

[关键词]美国；文化传递；教育理论研究[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11）04－0114－03

[收稿日期]2011－02－22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项目（09SB028）；绵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M B2009020）；绵阳师范学院科研启动项目

（M QD2008B03）

[作者简介]郭凤鸣（1971-），女，四川绵阳人，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一、引言

早在1983年4月，美国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针对美国教育质量下滑问题，发表了一份“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报告，以“教育危机必将导致国家危机”的忧患意识，惊呼“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中。我们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现在正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对一个

自由、

民主的社会来说，对促进共同文化，特别是对一个以多元化和个人自由而自豪的国家来说，共同享有的高

水平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1]

该教育报告的出炉为赫希（Hirsch ）《文化素养：美国

人需知》

一书的问世提供了灵感，该书1987年一出版就成为了畅销书。赫希是美国弗吉尼亚教授，他注意到公立学校的标准课程被多元文化以及一些无关的课程冲淡了。他运用文化分析的方式，认为学校教育就应该结合具体语境向学生提供该社会共享的“背景信息”。他指出美国学生文化知识水平低下，引起了民族文化素养的下降，他认为随着科技进步步伐的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会异常迅速，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会日益繁复，人们的相互交往会益发密切，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共享的“背景信息”越丰富，就越有利于人们共同对付新的社会问题。他甚至把文化素养比作为一种商品：“文化素养是我们在民主社会中进行社会交易和经济交易的一种通用货币，是通向完全公民身份的唯一门票。缺少文化素

养，学生就不能完全地参与社会生活。”[2]

所以如果忽视这些共享文化和共享背景信息的表征和内涵，就会对学

生尤其是那些希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少数族裔学生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对赫希而言，“文化素养”的内容就是要成为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社会成员、每个美国儿童都应当知道的东西。

赫希倡导的“寻求加强共同文化感的人文学科教育”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的观点太过简单

化甚至更糟，指责他对人性的描述排斥了工人阶级、

少数族裔以及妇女的文化与经验，甚至有批评者诽谤他是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因为他们认为他的很多核心观点都来自于以欧洲为中心的白人男性文化。

二、以文化人类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焦点。众多学者都从自己所在学科视角出发对其界定，心理学家布鲁纳（Bruner ）在《教育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中肯的界定。他说，“文化是一种我们建构、沟通、使生活制度化的

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

[3]

布鲁纳认为，只有通过人类身处其中的文化背景，对各种不同场合里的特定事物赋予意义，我们才能理解人的发展。

文化对于一个社会的生存至关重要。儿童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怎样被成功地养育成人取决于他们学到的知识以及他们怎样把所学的知识内化。家庭是联系长辈和晚辈的纽带，是养育孩子和传递文化的中心，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个教师，通过把该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教授给儿童，使文化经验可以跨越时间而实现传递，把儿童调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年第4期第35卷（总第166期）

№4,2011Vol.35General,№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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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显性课程指学校情境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的“正式课程”或“官方课程”。教师运用课堂教学进行知识的传递，使学生

获得学术性知识。②潜在课程指“非学术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对。学生通过学校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进行无计划的学习活动，获得某些非学术性知识。

③赫希倡导的课程目标是必须是知识而非概念或某种技能。也就是说，教师和学生必须研习经典文学、语法、数学、科学、历史地理等，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文化脱盲的社会，让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共享知识。

教成一个社会成员。但是部分现代美国家庭认为，社会现

实使得父母传递文化比以前难度更大。

例如，许多家庭的父母同时外出上班、许多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扩大家庭的数量比以前少了些，所有这些现实就把文化传递的责任转嫁到了其他人———就是家庭之外的人或机构身上。

许多学校与教师敏感地感觉到了家庭转嫁到他们身上的责任。不管怎样，学校与教师确实在文化传递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他们不仅可以通过教授正规教育课程内容来实现，而且可以通过潜在的课程来传递，即学生可以在学校以非正规的方式来习得某个群体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但是，传递到何种程度、传递什么、怎样传递等问题都还存在争议。不过，不管怎样，施教者教和受教者学的过程和结果，都关涉文化的建构。

文化传递可以简单地界定为“把必要的知识一代代

传递下去以保持文化认同的过程。”[4]

科尔伯格和梅耶（Kohlberg and M ayer ）在《教育目的的发展》中说美国公立学校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都采用了教育的文化传递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环境是影响儿童发展的主要因素，强调儿童内在自我健康的形成和发展，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知识、技能、价值观念、社会规则以及道德规范的传递，这种传递强调传递文化中的知识、价值和各种技巧[5]。

而对于文化人类学家们来说，他们是以参与观察者身份研究文化的，他们通常通过进入某种异文化以体验自身文化与其所走进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成果就是描述某种文化或该文化的某一侧面的民族志。约德（Yoder ）认为，如果教师认为他们自己是参与观察者且能够运用文化人类学家的一些技巧的话，他们就能提高课堂教学活力。她也相信同样的技巧有助于教师决定所教的内容。教师有目的地（正式地）传递显性课程内容①，学

生无意识地接受

“潜在课程”的教育②，这二者相得益彰。也就是说，不同的课程内容、教师的行为与学校的自然情境和社会情境一道，通过一个为新生代作准备的公共教育机构，共同使这个教学过程完整。她说，教师“必须知道他们正在教什么、然后才能较好地确定他们究竟该教什

么，以及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人们需要了解些什么。”

[4]

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 argaret M ead ）早在1940年就有先见地表达了约德的观点。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她说不管文化的多元性如何，爱斯基摩小孩与夏威夷小孩不可避免地表现得完全如爱斯基摩成人与夏威夷成人一样。“任何一群成人总会把自己所在生

活环境的文化成功地传递给他们的孩子。”[6]

她从人类学到单个的社会科学———心理学，再到理解文化传递与孩子们如何社会化都作了论述。“塑造超我（superego

formation

）”是弗洛伊德用的一个术语。“超我”是个体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道德规范，内化社会情境及文化

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功能主要是监督、批判及约束自己的行为。根据米德的理解，“塑造超我”就是文化传递的同义词。她说“只有当儿童形成一个概念即把成人（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或教师）的行为当成正确的

行为，儿童才被社会化了。”

[6]

三、传递哪些文化？如果成人（或者教师）最终担负起文化的传递责任，那么他们在教什么的问题上怎样才能达成一致呢？这是个又回到赫希的核心知识哲学③以及被多元文化主义提倡者反对的关键问题。教育的重点究竟应该主要是学生还是民族文化？应该赞美和承认包围了学生的多元文化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主流文化的宗旨上？

在探讨教给孩子们什么以传递文化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思考怎样为将来准备人才，特别是当社会处于变迁中时。当社会变化着或者我们期望它发生变化时，“教师不但必须要为充满困境的现在而且要为未知的将来选

择教什么。”[4]

米德承认在不断变化的社会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年长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成长需要，结果导致父母与孩子关系紧张，文化传递面临着挑战。在那种社会中，因为与长辈文化的不一致，青春期的伙伴就成为文化的替身。虽然这种紧张关系属于美国文化中儿童成熟过程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米德还是指出，在更稳定的文化里，随着青少年被赋予越来越大的责任，就不会有叛逆期了。

现代美国文化是一种混合体，其少数民族文化的各方面以一种正常的方式被较大文化所吸收与纳入，这些核心文化促进了统一。例如“在西班牙人或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美洲文明的共同故乡，为所有少数民族提供了栖息之所。多元主义的存在要归功

于这个更大的共同体。”[7]

汉利（Hanley ）对此持赞同意见，他以非洲裔美国人为自由而战、为废除歧视而战为例，认为“把其包括在公立教育中本身就是文化传递的

一种方式。”[8]

主流文化的传递事实上是不同民族、不同

地域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离开了教育，

文化的传递和扩散将会大大削弱。

四、文化传递过程艾伦·廷德尔（B.Allan Tindall ）在“文化传递研究理论”一文中写到文化传递没有理论可言。他说还没有人解释或描述过“个体怎样才能完全融入他所在的文化体

系。”[9]

他认为为了推进教育和学习，应该发展一些理论。作为一个开端，他开始尝试界定该过程中两个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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