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_记忆与群体认同的变迁_大理白族古代家谱的历史人类学释读_张海超

2011年第1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1,2011 总第97期 J ournal of Beifang Un i ver sit y of N ationalities G en N o 97祖籍、记忆与群体认同的变迁大理白族古代家谱的历史人类学释读张海超(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摘 要:从明代开始,云南大理白族地区普遍流行祖先来自南京的说法,很多古代和现代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当地少数族裔在为了抵抗民族歧视而采取的 冒籍 行为。

在人类学看来,家谱书写表明对于姓氏和家族的忠诚逐渐取代原来的族群观念成为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对祖籍的坚持其实也是一种重新界定自己身份的行动,通过建立一套新的记忆体系,大理人逐渐放弃了旧的身份,从明初被视为化外的 蛮夷 最终成为与王朝的历史有密切联系的汉人后裔。

关键词:白族;家谱;历史记忆;历史人类学;民族史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1)01-0109-06历史记忆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关讨论层出不穷。

尤其是地方史领域,很多有趣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都与历史记忆有关, 冒籍南京 便是研究云南历史的学者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和全省很多的族群一样,生活在大理地区的白族人经常宣称自己的祖先来自江南,而 南京 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祖籍地。

不过,从清代开始,云南学者们便开始对此现象表示质疑,认为这是在明代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出于保护自身利益有意假造的说法,当代很多学者也都接受这一观点并有所发挥,直到最近出版的有关民族志作品还在或明或暗地谴责明朝统治的残暴。

关于祖先的来源,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流传着几种影响极大的说法,如山西洪洞、湖北麻城等。

有关移民史的研究对此讨论颇多,尤其是赵世瑜先生利用各地广泛流传的大槐树传说并结合各种类型的史料,分析 其中所反映的人口迁徙过程中的共同心态、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作 [1](96)的论文影响深远。

冒籍南京与上述两种广泛流行于中国南北汉族地区的说法有一定的相似性,需要强调的是在明清大规模的移民与文化重构过程中,作为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省份云南的历史进程格外复杂,祖籍南京的说法中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反映了移民的历史记忆,还涉及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民族关系,同时也证明内地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引起文化涵化并逐渐导致群体身份的重构,其中很多内容可能是其他地区罕有的。

保存人群历史最详细的史料当然首推家谱。

近年来,成功引入新的方法和视角的家谱研究对一些传统命题进行了新的解释,不过相关成果在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本文希望有效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路径,通过分析民间家谱中的相关说法,从认同的角度对所谓收稿日期:2010 01 20基金项目: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白族 冒籍江南 的历史人类学探讨 兼论古代中国的族群认同作者简介:张海超(1978-),男,河北晋州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

109冒籍南京 进行探讨,并对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场景展开剖析。

在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始终是个绕不开的命题,本文也希冀在白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云南经验 从家族认同和群体身份变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

一、大理地方史与家谱书写元的攻伐结束了云南数百年来相对独立的地位,此地重归王朝版图。

明代更是取消了段氏的自治,和中原一致的府县制度得以顺利确立,从此大理成为一级地方机构,开始接受王朝的有效管辖。

为了巩固边防,明代在云南建立起庞大的屯军体系,作为滇西军事重地,大理接纳了为数众多的驻军,大理卫的治所便与府城同处今天的大理古城内。

到了清代,大理更成为主管一省军务的云南提督的驻地。

移民大理的具体人口虽然很难估计,但根据万历 云南通志 和天启 滇志 两书 兵食志 的记载,卫所屯军体制稳定后的大理卫和永昌卫(驻今保山市)分别下辖十个千户所,它们是云南全省二十卫中规模最大的。

明早期每千户所驻屯正军是1120员的定额,根据这种方法计算,大理卫正军的数量是11200人。

按照明代的军役制度,每个卫所都会有舍丁、军余等辅助人员,而且他们的妻子也要一起到驻防地定居,实际驻军移民的总人口要翻上数番。

明中期后,军籍人员逃逸严重,导致军、民人口数量不断变化,而世代驻守云南的沐氏家族的庄园中也隐匿了大量未正式登记的人口,这使得我们并不能简单根据省志中军籍和民役的人口数推定他们各自的数量,从全省范围看,主要由江南地区播迁而来的汉族移民在总人口的比例中是超过原住民的[2],而大理作为云贵高原接受移民最多地区之一,其情形也不难推断。

政治巨变之后,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大理人开始了自我调适与文化重构的过程,而这必然也要影响到他们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文献中当地人被记录的身份逐渐从 僰人 、 白人 最终变为 民家 ,而大概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当地便有了祖籍江南的说法。

清代云南学者师范在他的 滇系 典故系六 中有论: (明)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

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编修家谱在大理也是一项古老的传统。

大理现存最早的家谱实物是抄于大理国天开十九年(1223年)写经背面的 太和龙关赵氏族谱 ,但大多数家谱似乎都诞生于清代大理编撰家、族谱的热潮中,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参考一下当时全国的形势。

虽然修撰家谱是华夏文明的传统,但到了清代,人们对这项事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在保存至今的家谱中, 清人修的占重要成分,且质量较高 [3](115),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很多的家族都在此时兴建祠堂、大修家谱。

大理的家谱编撰热和当时其他地区的情况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运动在本地的表现。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南方地区宗族组织发达,往往是很多家庭组成一个巨大的聚落,当地一般都保有部头颇大的族谱,动辄数十卷的规模让大理普遍不过二三册的家谱相形见绌,但这或许正构成大理地区家谱的特点。

不过,对于古代中国很多普通的农家来说,日常可能会忙于更重要的生计问题,作为文本的家谱有时候更像是上层家庭的专利,普通民众不见得有能力和财力编制家谱。

大理也有许多家庭是没有家谱的,这也为由口述传统保留的历史留下一定的空间。

把相关单位和个人收藏的家谱集中起来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创制家谱的时代和地域规律。

冒籍江南无疑也应该被视为 在某种社会现实及认同情境中,人们组织、建构与回忆过去 [4]的行为之一,而我们也必须结合各个家族编写修订家谱的具体实践加以讨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模糊不清的南京或应天府的说法在民间传说中更为常见,那些有书写能力的家族的祖籍地总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县份,比如晚清云南著名学者王菘一族记载的祖籍地便是江南省上元县。

纵观我们能见到的家谱,可以发现祖先的籍贯在写定时间较早的的文本中大部分都是尽量具体和清晰的,即便某县110某里的名称可能难以考证。

晚清和民国才第一次完成的家谱,直接采用祖籍应天府的说法比例上明显更多。

家谱的存在反而构成了某种限定力量,那些很早便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家族更相信文本,祖籍南京的说法更多还是那些家谱缺失而且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人们之间口头流传的一种大众性说辞,大理即使号称 文献名邦 ,毕竟民间不具备编修和阅读能力的人更多,天长日久,祖先来自 南京应天府 成为当地最占优势的说法。

晚清到民国间,大理出现了很多因为从事贸易而暴富的家族,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当地的文化事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家谱的编写成为新一波的 时尚 ,一批新的家谱开始出现,相对而言,它们更多采借了 祖籍南京 说法,而这已经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 从众 了。

至此,能够确认的事实有两点:一方面祖籍南京的说法直到民国还在发展和扩大,同时,民间笼统的祖籍南京说法实际上掩盖了背后多元化的叙事。

二、家谱中的叙述与掩饰人类的历史记忆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一百多年前,尚在草创期的人类学便注意到那些即便是 最微不足道的、朦胧不明的虚构和最支离破碎的比喻,只要在现实意义方面是明显的,那就能够认为是对真实事件的记述 [5](332)。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谱便至少具有了如下几个属性。

首先,作为一类文本,家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既可以很方便地把一个家族的历史跟上古的名人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轻易地掩盖家族不愿让别人知晓当然更多时候也无从知晓的历史。

此外,我们必须牢记家谱的完成是一个不断修订的过程,借修撰之机,每一代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留下作者本人的而且往往也反映整个时代背景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讲,制作家谱的人们其实也是在改造或者说制造家族的历史。

第三,我们还必须将其置入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中对其进行理解, 证明某人是真正有教养的中国人的最简洁和最佳的方式,就是证明他的姓氏乃是出于正宗 [6](107),而家谱正是这样一种表明身份的文化工具。

尤其是在那些远离中原的偏远地区,家谱对血缘暧昧不明的编制者们来说有格外重要的意义,通过祖先从文化发达地区带来的籍贯来证明自己是谁的例子在中国文明的 边缘地带 都屡见不鲜,闽台、两广和云南都有数不尽的案例。

很多学者都讨论过云南家谱中祖籍南京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林超民先生所总结的 这是自明代以来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是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更是国家的认同 [7](189)。

这种看法无疑是颇有见地的。

不过,大部分前辈所讨论的现象似乎更多集中于汉族地区,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虽有提及但少见专论。

本文的研究从大理白族家谱的个案着手,从它们对祖先籍贯的记述中寻找文本背后的内容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索大理区域社会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

和中原地区的家谱一样,大理市海东镇塔村的鲍氏家谱一开始便追溯了鲍氏的古老来源: 系出姒姓,夏禹之后 ,其家族原籍 南京应天府宁阳县 , 洪武十四年 随沐英军至云南 。

这份家谱明确指出本家族为明代驻军移民的后裔,有关这一群体,近年来的白族研究关注很少,单这一点便使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选其作为重点分析个案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塔村附近的山上还保存有始祖鲍公的墓碑,墓碑上的一些史料细节可以补充和校验家谱中的一些说法。

家谱记录下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凡十三传,家世躬耕,仕宦虽不显,而好学读经者代不乏人 ,这种生活方式在明清时代的大理可以说是一种常态。

手抄本的老谱上最后的修订时间是1940年,上面同样注明这是 以补乙丑兵燹,宗谱残散之缺失 。

其凡例部分间接指明此次修谱主要是因为合谱进行的,面对家谱叙事中诸多的矛盾和漏洞,续修者辩解说各个小宗自修的谱系因为追认的始祖代世不同造成 淆乱 ,所以他们打算用统一追认随沐英大军南下云南的鲍杰为共同始祖和计算世系的起点。

这位始祖是位位高爵显的杰出人物,他贵为大理地区最高军事长官,与明代总镇云南的沐氏家族保持着姻亲关系,他的后代同时还与深受朝廷宠幸的邓川阿氏土司联姻,但鲍杰在塔村的安葬地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多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