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学研究简论

摘要：本文从研究概况、基本特征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考察了近代墨学研究。文章把近代墨学的发展划分为乾嘉奠基时期、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时期、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三个发展阶段。作者认为，乾嘉时期墨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毕沅等人，而后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孙诒让、梁启超与胡适。从墨学研究方法上看，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也是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可以反观中国学术方法论近代化的历程。关键词：近代墨学；方法论；近代化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墨家是先秦重要学派之一。历史上，墨家命运坎坷。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墨学与儒学相颉颃，《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i]《孟子》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ii]当其时，“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iii]。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浪潮中，墨家兴盛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惜至秦汉，墨学衰颓乃至中绝，至清代乾嘉时期近两千年中，只有西晋鲁胜作《墨辩注》，唐代乐台作《墨子注》，而且二书均已散佚。墨学的冷寂与作为封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的昌盛显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近代以来，随着封建专制制度渐趋衰微，文化上儒学一统的格局也逐渐解体。由于西学的剧烈撞击，原先在儒学独尊的文化氛围日渐松弛，长期受到抑制的子学悄然兴起，以其独特的学术方式和精神魅力汇入近代中国文化的洪流之中。在这个古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中，墨学以其特有的魅力脱颖而出，由潜而显，由微而著，在近代文化大潮中占据着显赫地位。就墨学复兴的内容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理性的研究，表现为校注《墨子》、阐扬墨家思想学说的著作不断涌现，而且评价也比较公允；其二是精神实践，表现为对墨家精神的弘扬。就二者的关系来说，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分明，而是互为条件，互相包容的。一近代墨学研究概况近代墨学研究的先驱可远溯到清初的思想家傅山。傅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提倡“经子不分”，有否定儒家正统观念的思想倾向。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评注诸子百家，于墨学方面著有《墨子·大取篇释义》，为清代最早校注《墨子》方面的文章。傅山的校注虽然只是《墨子》中的一篇，却开创了近代墨学研究之先河。近代墨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其历史进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在历史研究阶段划分上，一般都未把乾嘉时期划归近代，但就学术史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就近代墨学研究的发展进程来说，乾嘉时期的墨学和其后的墨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直接奠定了其后墨学研究的基础。乾嘉时期的学者由于不满宋明儒学的空疏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在学术上主张复汉、唐之古，“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学、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iv]。乾嘉时期的学者在校勘儒经时，发现子书，尤其是《墨子》一书多载《诗》、《书》之言，有利于校勘儒经。于是他们找出尘封千古的《墨子》，对其也加以校注。汪中（1754－1794）是这阶段第一个校注《墨子》的人，著有《墨子表微》，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很难判断他的校注成绩。但汪中的《墨子序》和《墨子后序》却传了下来。他在序文中指出：“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然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v]汪中虽然未能夷平孔、墨的地位之别，但评价已是相当大胆。在此之前，欣赏墨学者至多只是像韩愈那样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vi]。难怪翁方纲称汪中为“墨者汪中”，叫喊要革他的“生员”名位。[!--empirenews.page--]乾嘉时期，研治墨学者还有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翁方纲、张惠言、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他们的研究范围基本局限于《墨子》校注。其中毕沅（1730－1797）的成就最大，他集中卢文弨、孙星衍、翁方纲的校注成果，成书《墨子注》十六卷。梁启超称“毕注前无所承，其功盖等于茂堂之注《说文》”[vii]。不过，毕沅的《墨子注》漏略之处较多，有时不免武断或穿凿附会。此外，王念孙（1744－1832）《读书杂志》对《墨子》一书中的文字之义、抄写之误也作不少考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张惠言（1761－1802）著《墨子经说解》，他是清代第一个专门

注解《墨经》的人。他用“引说就经”之例，将《墨经》四篇逐条拆开，互相比附，使《墨经》基本可读。（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墨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直接继承了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成果，校注日趋精密完善，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著作（见表一）表一书名作者备注《墨子章句》魏源据《湖南通志·艺文志》《墨子校记》戴望清同治六年（1867年）手稿本《墨子刊误》苏时学清同治六年（1867年）刊《墨子正文解义》邓云昭清抄本《墨子经说》邹伯奇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墨子随笔》张文虎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墨子读书记》陈澧 [!--empirenews.page--]清同治年间广州刊本《批校墨子》谭献清光绪六年手校本《墨子校注补正》王树楠清光绪十三年北京孙氏刊本《考定墨子经下篇》吴汝纶清光绪十三年北京孙氏刊本《点勘墨子读本》吴汝纶《墨子平议》俞樾《墨子间诂》孙诒让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者各自怀着不同目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西学源出于《墨子》”，因而着力研究《墨子》。邹伯奇就是典型的代表，他认为西方现代科技源出于《墨经》。有研究者是为弘扬墨家精神而研究墨学的，孙诒让的墨学研究显然带有这种目的。俞樾在为《墨子间诂》所作的《序》中指出：“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当然，其研究方式是学理型的。就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内容来说，基本上是乾嘉时期墨学研究的继续，即集中于《墨子》的校注。在校注中吸取了乾嘉时期的成果，方法上更加完善。其中苏时学、戴望、俞樾等人的校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苏时学的《墨子刊误》，在刊正错简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然，墨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成果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孙诒让（1848－1908）幼承家学，又受戴望、唐仁寿等人的影响，奠定了深厚的朴学功底。他以毕沅的《墨子注》为底本，以明代刊刻的《道藏》本、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及日本宝历间仿刻的明代茅坤本相校，同时汲取了王念孙、王引之、苏时学、洪颐煊、戴望、俞樾等人的校注成果，“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心得”[viii]，“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ix]。在校注上远远超过此前各本，对后来了墨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孙诒让还考订《墨子》的篇目，并考证墨子生平里籍，其成果基本可信。值得一提的是，孙氏也开始触及墨学评价问题，他指出：“纵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x]较汪中来说，孙氏的评价更平实、客观。《墨子间诂》书末还附有附录一卷、后语二卷，“考订流别，精密闳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empirenews.page--][1][2][3][4][5]下一页有。自彼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xi]。当然，孙氏的《墨子间诂》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对《墨经》的校释，遗漏和错误仍然。。不少。这些订正的任务则由此后的校注者完成。（三）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墨学研究。1904年，梁启超发表《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两篇文章，尝试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来阐释墨学，把墨学研究推向新阶段。其后，研究墨学的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不仅有许多校注《墨子》的专著（见表二），而且还涌现了不少阐释墨学的论著及论文（见表三）。表二书名作者初刊时间《墨子注》王闿运 1904年《墨子笺》曹耀湘 1906年《墨子尚书古义》胡兆鸾清宣统年间《墨子拾补》刘师培《《墨子新释》尹桐阳 1914年《墨子间诂校勘》杨嘉 1921年《墨子间诂笺》张纯一 1922年《墨子正义》陈诒仲《定本〈墨子间诂〉校补》李笠 1925年《续〈墨子间诂〉》刘昶 1925年《墨子综释》支伟成 1925年《新式标点墨子注》高岳岱 1925年《定本〈墨子刊误〉补正》陈柱 1926年 [!--empirenews.page--]《读墨子札记》陶鸿庆 1927年《标点墨子》许啸天《〈墨子刊误〉刊误》陈柱 1928年《墨子读本》朱公振 1930年表三书名作者初刊时间《子墨子学说》梁启超 1904年《墨子之论理学》梁启超 1904年《原墨》张采田 1912年《先秦名学史》（第三编）胡适 1917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