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学研究简论

摘要：本文从研究概况、基本特征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考察了近代墨学研究。

文章把近代墨学的发展划分为乾嘉奠基时期、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时期、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三个发展阶段。

作者认为，乾嘉时期墨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毕沅等人，而后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孙诒让、梁启超与胡适。

从墨学研究方法上看，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也是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可以反观中国学术方法论近代化的历程。

关键词：近代墨学；方法论；近代化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墨家是先秦重要学派之一。

历史上，墨家命运坎坷。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墨学与儒学相颉颃，《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
[i]《孟子》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ii]当其时，“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iii]。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浪潮中，墨家兴盛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惜至秦汉，墨学衰颓乃至中绝，至清代乾嘉时期近两千年中，只有西晋鲁胜作《墨辩注》，唐代乐台作《墨子注》，而且二书均已散佚。

墨学的冷寂与作为封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的昌盛显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近代以来，随着封建专制制度渐趋衰微，文化上儒学一统的格局也逐渐解体。

由于西学的剧烈撞击，原先在儒学独尊的文化氛围日渐松弛，长期受到抑制的子学悄然兴起，以其独特的学术方式和精神魅力汇入近代中国文化的洪流之中。

在这个古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中，墨学以其特有的魅力脱颖而出，由潜而显，由微而著，在近代文化大潮中占据着显赫地位。

就墨学复兴的内容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理性的研究，表现为校注《墨子》、阐扬墨家思想学说的著作不断涌现，而且评价也比较公允；其二是精神实践，表现为对墨家精神的弘扬。

就二者的关系来说，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分明，而是互为条件，互相包容的。

一近代墨学研究概况近代墨学研究的先驱可远溯到清初的思想家傅山。

傅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提倡“经子不分”，有否定儒家正统观念的思想倾向。

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评注诸子百家，于墨学方面著有《墨子·大取篇释义》，为清代最早校注《墨子》方面的文章。

傅山的校注虽然只是《墨子》中的一篇，却开创了近代墨学研究之先河。

近代墨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其历史进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

在历史研究阶段划分上，一般都未把乾嘉时期划归近代，但就学术史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就近代墨学研究的发展进程来说，乾嘉时期的墨学和其后的墨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直接奠定了其后墨学研究的基础。

乾嘉时期的学者由于不满宋明儒学的空疏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在学术上主张复汉、唐之古，“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学、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iv]。

乾嘉时期的学者在校勘儒经时，发现子书，尤其是《墨子》一书多载《诗》、《书》之言，有利于校勘儒经。

于是他们找出尘封千古的《墨子》，对其也加以校注。

汪中（1754－1794）是这阶段第一个校注《墨子》的人，著有《墨子表微》，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很难判断他的校注成绩。

但汪中的《墨子序》和《墨子后序》却传了下来。

他在序文中指出：“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

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

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然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

”[v]汪中虽然未能夷平孔、墨的地位之别，但评价已是相当大胆。

在此之前，欣赏墨学者至多只是像韩愈那样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vi]。

难怪翁方纲称汪中为“墨者汪中”，叫喊要革他的“生员”名位。

[!--empirenews.page--]乾嘉时期，研治墨学者还有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翁方纲、张惠言、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他们的研究范围基本局限于《墨子》校注。

其中毕沅（1730－1797）的成就最大，他集中卢文弨、孙星衍、翁方纲的校注成果，成书《墨子注》十六卷。

梁启超称“毕注前无所承，其功盖等于茂堂之注《说文》”[vii]。

不过，毕沅的《墨子注》漏略之处较多，有时不免武断或穿凿附会。

此外，王念孙（1744－1832）《读书杂志》对《墨子》一书中的文字之义、抄写之误也作不少考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张惠言（1761－1802）著《墨子经说解》，他是清代第一个专门
注解《墨经》的人。

他用“引说就经”之例，将《墨经》四篇逐条拆开，互相比附，使《墨经》基本可读。

（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墨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直接继承了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成果，校注日趋精密完善，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著作（见表一）表一书名作者备注《墨子章句》魏源据《湖南通志·艺文志》《墨子校记》戴望清同治六年（1867年）手稿本《墨子刊误》苏时学清同治六年（1867年）刊《墨子正文解义》邓云昭清抄本《墨子经说》邹伯奇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墨子随笔》张文虎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墨子读书记》陈澧 [!--empirenews.page--]清同治年间广州刊本《批校墨子》谭献清光绪六年手校本《墨子校注补正》王树楠清光绪十三年北京孙氏刊本《考定墨子经下篇》吴汝纶清光绪十三年北京孙氏刊本《点勘墨子读本》吴汝纶《墨子平议》俞樾《墨子间诂》孙诒让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者各自怀着不同目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西学源出于《墨子》”，因而着力研究《墨子》。

邹伯奇就是典型的代表，他认为西方现代科技源出于《墨经》。

有研究者是为弘扬墨家精神而研究墨学的，孙诒让的墨学研究显然带有这种目的。

俞樾在为《墨子间诂》所作的《序》中指出：“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

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

”当然，其研究方式是学理型的。

就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内容来说，基本上是乾嘉时期墨学研究的继续，即集中于《墨子》的校注。

在校注中吸取了乾嘉时期的成果，方法上更加完善。

其中苏时学、戴望、俞樾等人的校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尤其是苏时学的《墨子刊误》，在刊正错简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当然，墨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成果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

孙诒让（1848－1908）幼承家学，又受戴望、唐仁寿等人的影响，奠定了深厚的朴学功底。

他以毕沅的《墨子注》为底本，以明代刊刻的《道藏》本、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及日本宝历间仿刻的明代茅坤本相校，同时汲取了王念孙、王引之、苏时学、洪颐煊、戴望、俞樾等人的校注成果，“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心得”[viii]，“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ix]。

在校注上远远超过此前各本，对后来了墨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孙诒让还考订《墨子》的篇目，并考证墨子生平里籍，其成果基本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孙氏也开始触及墨学评价问题，他指出：“纵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

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

”[x]较汪中来说，孙氏的评价更平实、客观。

《墨子间诂》书末还附有附录一卷、后语二卷，“考订流别，精密闳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empirenews.page--][1][2][3][4][5]下一页有。

自彼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

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xi]。

当然，孙氏的《墨子间诂》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对《墨经》的校释，遗漏和错误仍然。

不少。

这些订正的任务则由此后的校注者完成。

（三）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墨学研究。

1904年，梁启超发表《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两篇文章，尝试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来阐释墨学，把墨学研究推向新阶段。

其后，研究墨学的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不仅有许多校注《墨子》的专著（见表二），而且还涌现了不少阐释墨学的论著及论文（见表三）。

表二书名作者初刊时间《墨子注》王闿运 1904年《墨子笺》曹耀湘 1906年《墨子尚书古义》胡兆鸾清宣统年间《墨子拾补》刘师培《《墨子新释》尹桐阳 1914年《墨子间诂校勘》杨嘉 1921年《墨子间诂笺》张纯一 1922年《墨子正义》陈诒仲《定本〈墨子间诂〉校补》李笠 1925年《续〈墨子间诂〉》刘昶 1925年《墨子综释》支伟成 1925年《新式标点墨子注》高岳岱 1925年《定本〈墨子刊误〉补正》陈柱 1926年 [!--empirenews.page--]《读墨子札记》陶鸿庆 1927年《标点墨子》许啸天《〈墨子刊误〉刊误》陈柱 1928年《墨子读本》朱公振 1930年表三书名作者初刊时间《子墨子学说》梁启超 1904年《墨子之论理学》梁启超 1904年《原墨》张采田 1912年《先秦名学史》（第三编）胡适 1917年《中
国古代哲学史》胡适 1919年《述墨》易白沙 1921年《墨子学案》梁启超 1921年《墨子政治哲学》陈顾远 1922年《儒墨之异同》王桐龄 1922年《墨学分科》张纯一 1924年《墨子哲学》郎擎霄 1925年《章氏墨学》章士钊 1926年《墨学通论》孙思仿[!--empirenews.page--]1927年《墨学十论》陈柱 1928年《杨墨哲学》蒋维乔 1928年《墨子》钱穆 1930年这阶段的墨学研究的目的较为复杂，有的研究者是为弘扬墨学精神，比如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开头就指出：“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

”[xii]有的研究者是为了消除儒学的主导地位，找到移植西方文化的契合点。

胡适就曾指出：“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非儒学派的恢复是决定必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

”[xiii]有的研究者则是因为新思潮的刺激，把墨家思想学说同输入的新思潮相比附。

更有甚者是为了整理国粹。

当然也不乏纯粹学理的研究。

这阶段在《墨子》校注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刘师培的《墨子拾补》、尹桐阳的《墨子新释》、张纯一的《墨子间诂笺》、李笠的《定本〈墨子间诂〉校补》、支伟成的《墨子综释》等。

“然诸家校字训义不能尽守清儒家法。

其补道采撮虽具勤劳。

似尚未能驾清儒而上之也”[xiv]。

在墨家思想阐释方面影响最巨的是梁启超和胡适。

梁启超的论著除了《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说》外，还有《墨子学案》。

后者是《子墨子学说》的扩展。

胡适则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古代哲学史》中用大量的篇幅阐释墨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把先秦墨学分为前期“宗教的墨学”和后期“科学的墨学”来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墨学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对《墨经》前所未有的重视，涌现出大量关于《墨经》研究的专著（见表四）。

表四书名作者初刊时间《墨子小取篇新诂》胡适 1919年《墨经诂义》叶瀚 1920年《新考证墨经注》张之锐 1921年《墨经解故》伍非百 1921年《墨经校释》梁启超 1922年《墨辩新诂》[!--empirenews.page--] 伍非百 1922年《新校正墨经上篇》徐廷荣《墨辩论文集》伍非百 1923年《墨子经说浅释》胡韫玉 1924年《墨辩玄解》刑子术《墨经集解》李笠（稿本）《墨经新释》邓高镜《墨辩今注》章士钊（稿本）《墨经易解》谭介甫 1929年《墨经》研究在这阶段达到空前繁荣，其研究成果非清代学者所能比。

主要原因是与西方逻辑学的输入有关，当然也是墨学研究走向深入的结果。

在《墨经》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有胡适、梁启超、伍非百、章士钊等人。

其中梁启超提出的“牒经”公例成为近代《墨经》研究中最具争论性的成果之一。

通观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乾嘉时期是近代墨学的奠基阶段，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墨学缓慢复兴阶段，而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为近代墨学研究的空前繁荣阶段。

二近代墨学研究基本特点<?XML:NAMESPACE PREFIX = O /> 学术研究总是受到学者所在时代及其所运用方法的影响，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特点。

要把握学术思想的脉络，必须了解其基本特点。

近代墨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阶段特点各不相同。

（一）乾嘉时期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其一，乾嘉时期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对儒学经典的校勘、训诂。

乾嘉学人秉承了汉代学者朴素严谨的治学风格，使得他们在典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但是，受内在方法的制约，他们研究成果缺少义理上的贯通，显得支离、零碎而无系统与整体感。

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亦是如此。

无论是汪中、毕沅，还是王念孙、张惠言，他们的墨学研究都仅限于对《墨子》作校勘、训诂，没有对墨学进行任何有力的阐释。

其二，乾嘉学者都有着牢固的儒家正统观念。

他们校注《墨子》只是出于校注经书的需要，不可能摒弃对墨学的偏见。

因此，他们的墨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篱。

即使是最大胆的汪中，也只是对墨子评价稍微高一点，不可能夷平孔、墨的地位。

同时，观念上的偏见也限制了其研究成果，在校注《墨子》时往往以经书来穿凿附会，因而错漏较多。

[!--empirenews.page--]其三，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和逻辑知识，加上《墨经》文字简约古奥，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者对《墨经》的研究捉襟见肘。

只有张惠言作出的成绩稍大一些，然而主要研究也仅在校勘方面和“引说就经”，连训诂都很少，更不用说贯通了。

（二）
19世纪下半叶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刘师培指出，十九世纪的诸子学“乃诸子之考据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xv]。

这一评判同样适宜这一阶段的墨学研究。

就此而论，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是乾嘉墨学的继续。

不过，这一时期的校勘、训诂方法上日趋完善，因而，校注成绩也较乾嘉时期为高。

此其一。

其二，受“西方科技源出于《墨经》”之说的驱动，人们已开始发掘《墨经》中所蕴含的科技知识，《墨经》研究也逐渐为人们重视。

但由于诸多限制，尚未能够重视《墨经》中蕴含丰富的逻辑思想。

其三，这一阶段墨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实用性研究。

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俞樾在为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上一页[1][2][3][4][5]下一页作的《序》中就表明拉这一点：“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

勿谓仲客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

”上述三点是从总体上把握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一般特征。

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是这一阶段墨学研究最有代表的成果，我们也可通过考察《墨子间诂》的特点来从微观上把握这阶段的墨学研究特点。

黄绍箕在《墨子间诂·跋》中指出：该书“援声类以订误读，采文例以移错简，推篆籀隶楷之变迁，以刊正伪文，发故书雅记之韵味，以疏证轶事”。

黄氏基本上概括了《墨子间诂》的特点，但流于笼统。

《墨子间诂》基本上具有下述三个特点：第一，吸收了孙氏《周礼》研究的成果。

孙氏于1872年始贯通群经，著《周礼正义》一书。

《墨子间诂》一书多处吸收《周礼》研究成果。

例如，《兼爱中》：“今家主独知爱其家，不爱人之家，虽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

”孙氏即援引《周礼·春官·叙官》予以疏证：“家主，卿大夫也。

”又如《非乐上》“非直掊潦水折攘坦而为之也”，毕沅以意改“坦”为“垣”。

孙氏则根据对《周礼》的研究，认为“折”即《周礼》“哲蔟氏”之“哲”，“坦”当读为“坛”。

通观全书，类似上述例证不胜枚举。

第二，吸收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研究成果。

《墨子》书多古言古字，非精通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很难校勘。

在孙氏之前的校勘错漏较多，原因之一就是这方面知识不够全面。

孙氏在这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功底，因此，在《墨子》校注上能够超越前人。

例如，《兼爱》中：“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夏商，蛮夷丑貉。

”有些治墨者误读为“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不通音韵学。

孙氏根据祝辞为有韵之文这个特点，以音韵定句读，条理顺畅。

又如，《耕柱》：“鼎成四足而方”的“四足”，许多校勘家把其改为“三足”。

孙氏则从文字学金石学的角度加以考证，指出：“此书多古字，旧本盖作二三足，故伪为三。

”凡此类例证，书中并不鲜见。

[!--empirenews.page--]第三，《墨子间诂》并不拘泥于古文学家家法。

孙氏是晚清著名的古文学家，在治学上最钦佩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古文学家，但孙氏生活在晚清古文经学衰颓之世，倡言改革者均以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

孙氏具有变革思想，不可能不受今文经学影响，在《墨子间诂》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明鬼下》：“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这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

”孙氏认为“率径”当读作“术径”，并援引东汉今文经学典籍《白虎通义·五行篇》作例证。

当然，孙氏仅用今文典籍校证文字，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文经学衰颓的历史必然。

（三）20世纪前三十年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这时期的墨学研究明显不同于前两个阶段。

从宏观上看，表现如下特点：第一，从内容上看，校勘、训诂与贯通相结合。

前两个阶段墨学研究由于受传统方法的限制，研究范围局限于校勘和训诂两个方面。

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旨。

”[xvi]而这一阶段则不同，许多墨学研究者不仅在校勘与训诂上下功夫。

而且能够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贯通墨学的主旨。

无论是梁启超、章太炎，还是胡适、章士钊等人，他们不仅精于《墨子》的校勘训诂，而且贯通墨家思想学说，梁、胡二人表现尤为突出。

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墨学研究已日趋完备。

第二，就价值取向上看，由实用性研究趋向学理性研究。

这阶段前期墨学研究上承十九世纪末的研究，仍表现为实用性。

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中即明确地说：“今欲救亡，厥惟墨学。

”表明他这时期的墨学研究仍具有明显的
实用性。

“五四”以后的墨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转向实证，在目的上已不再是简单地宣传墨学，而是试图以墨学为基点来汲纳西学,以构建新文明系统，或者用墨学来融汇西方的科学精神。

尤其是这时期《墨经》研究成为墨学研究的核心和焦点，更是表现出强烈的学理性的特色。

第二，广泛运用比较研究。

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为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阶段的墨学研究者大多运用比较的方法，把墨学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相比较。

当然，有的比较研究略显粗浅，但这种方法的运用却有利于深化墨学研究。

在比较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西、印逻辑比较。

梁启超最早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相比较。

章太炎则致力于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的比较研究。

胡适在比较中、西、印逻辑的基础上肯定墨家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把握宏观上特点固然有利于了解这阶段墨学研究总体概貌，但是，要具体了解，还必须作微观分析。

梁启超、胡适是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主要代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他们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来管窥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一般特征。

梁启超是新阶段墨学研究的开创者，从内容上看，他的墨学研究既有文字的训释，也有义理的阐释。

综观起来，有如下特点：第一 ,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墨家学说。

这首先表现在他敢于打破封建史学的儒家正统观念，把墨家放在与儒家并列的位置上来研究，把墨子、老子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圣”，对墨家学说也给予较多的褒扬与肯定。

而在梁氏之前的研究者大多受儒学正统观念的束缚，不能客观平实地研究。

其次，把墨学纳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之中，条分缕析，使墨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empirenews.page--]第二 ,把“所研究之事物”与“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相结合。

换言之，即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这仍是他“新史学”的特征。

他认为，“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

[xvii]因此，他在墨学研究中，充分融入自己的思想，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范，使他的研究具有鲜活的个性特征。

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笔端常带感情”，借墨学阐发自己的思想，有时不免牵强，失之粗浅。

然而，梁氏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集思想家与学者于一身，“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xviii]。

因此，他的墨学研究，尤其是前期的墨学研究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

不同于梁启超，胡适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研究墨学的，他的墨学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学理性的特征。

具体说，特点如下：第一，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参照系。

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是胡适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是他墨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在具体研究中，他把实用主义哲学方法和传统的汉学方法结合起来，这在墨子生平与书目的考证上做出了相当的成绩。

但以实用主义哲学方法来阐释墨学时则又受到一定的限制，表现为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他能够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上梳理墨学，从而超越前人，使他的墨学研究成为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进程中一个决定性环节。

但另一方面，指导思想上的局限又使他没能真正揭示墨学和时代思潮的关系，哲学方法和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

胡适墨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是实证主义，而参照系却是近代西方哲学。

他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哲学。

”[xix]正是有了这个参照系，才使他墨学研究作出了巨大成绩。

第二，注重哲学方法的研究。

胡适的整个学术研究有一种化约论倾向，就是不注重某家某派的具体思想内容，而是把一切思想都化约为方法。

他在墨学研究中剔除了那些所谓“枝叶”的具体内容，而紧紧把握住墨家的哲学方法。

在研究“宗教的墨学”时，他便以“应用主义”哲学方法为中心；在考察“科学的墨学”时，他着重研究知识论和逻辑学。

胡适之所以如此重视哲学方法的研究，是力图构建一上一页[1][2][3][4][5]下一页个庞大的、符合近代学术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并进而构建新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哲学方法。

第一，历史主义的方法。

胡适称历史主义的方法为“祖孙的方法”。

实质上就是注意研究对象的历史演进线索，注意前因后果联系。

把历史主义方法贯穿到墨学研究中，使胡适能够把墨家分为前期、后期，并探求其中的联系，具有开创之功。

同时，他把历史主义方法和哲学方法结合起来，使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