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君子都来看看《中国文化酒与酒文化 》.

就君子都来看看《中国文化酒与酒文化》

中国酒界发展至今，归纳起来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也就是：作坊酒、工业酒、广告酒、品牌酒、文化酒。“酒文化”这一概念,则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先远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从概念上讲，酒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酒文化蕴涵丰富、自成体系，包括几千年来不断改进和提高的酿酒技术、工艺水平、法律制度、酒俗酒礼、形形色色的饮酒器皿，以及文人墨客所创作的与酒相关的诗文词曲等等；而狭义的酒文化则是一般消费者心目中的酒文化，多指饮酒的礼节、风俗、逸闻、逸事等。狭义的酒文化主要是言传身教，缺乏理性的指导。

“主导白酒消费的是文化。”此言一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茅台”总经理袁仁国的《迎接文化酒时代的春天》一文的发表，更像是中国酒业市场进入酒文化竞争的宣言书。自此，各个酒企业先后开展起了酒文化营销活动。

“酒文化营销”就是酒企业尽可能地寻找充足的理论根据，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与文化宣传，赋予产品以文化个性，以期达到让广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认知、认可并产生购买欲望，进而实现其产品销售的目的，增加销量。换言之，它是一种将产品推荐给消费者的营销宣传新方略。可以说，酒文化营销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营销，是营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酒文化营销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其中在广大消费者中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情感”氛围，是酒文化营销的基础。而酒文化的打造、宣传又成为了酒文化营销的重要任务。

那么经受过文化“洗礼”的“文化酒”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说“文化酒”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而且在产品的命名、口感审计、包装装潢、广告促销等方面都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审美需求和文化心理需求。“文化

酒”的适时推出，无疑是对那些因急功近利而“昙花一现”现象的一种反思。不失为现代国际、国内市场营销战略中“以文载酒”，寻求长足发展的一项全新战术，也正是精明的商贾真知灼见的一种文雅的表现。

酒，是我国的传统产品。我国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其中《史记·殷本记》关于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以及《诗·豳风·七月》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都表明我国酒之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所以说，酒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我国酒文化的营销典范“茅台集团”，正是在酒文化营销过程中赢得的市场。它的发展定位是“做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有人说：文化酒是为“茅台”量身订造的概念。然而，文化酒时代不是等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实施文化酒战略的过程，就是以酒文化去做市场的过程。在作坊酒时代，茅台以其卓越的文化脱颖而出；在工业酒时代，茅台被钦点为国酒；而在广告酒时代，由于茅台的陈陈相因就只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份了；当品牌酒时代到来时，茅台又苦于难以走上规模化扩张的品牌输出之路而一蹶不振；随着市场向名优品牌的集中，茅台终于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文化酒时代。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远在三国，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为一身的魏武帝曹操，在他的《短歌行》诗中就发出了此感叹，致使杜康的大名气贯长虹、世传千夫。算起来，杜康酿酒足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其知名度可谓家喻户晓。据史书载：杜康牧羊于空桑涧，“余粥弃于桑，郁积成香，竟有奇味，杜康尝而甘美，遂得酿酒之秘”，从此以酿酒为业。杜康被周平王封为“酒仙”，杜康酒被封为“宫廷御酒”，杜康造酒之处被封为“杜康仙庄”。除了曹操以诗抒怀对杜康发出的感叹外，还有唐代诗圣杜甫“杜酒频劳动，张犁不外求”的自豪；更有宋代理学家邵雍“喝一辈子杜康酒，醉乐陶陶”的千古绝唱等等，历朝历代对杜康酒以诗文书画的形式进行赞颂者真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丰富了杜康酒文化的内涵，构成了“佳酿之祖，世传杜康”的历史延续性，也因之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酒。

杜康酒的文化名气，除了取决于其酒本身的内在质量外，更多的恐怕还是得益于古今中外文化名人包括政界巨头的赞美与宣传。在一定意义上讲，杜康作为历史文化名酒，是以历代文化名人为主流，包括帝王将相在内，对该酒不断品

评、赏识、推崇、咏赞的结果。由此可以说，文化酒必然是经过文化洗礼和文化梳妆的酒。由于是先有酒，后有酒文化，而酒文化又孕育了文化酒，文化酒的日臻成熟，更反过来促进了酒文化的继续发展，所以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简析“杜康”这一历史文化名酒的成因中，我们不难推论出，酒文化与文化人为特定的酒所做出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密不可分。从古至今，与酒有关的“文章”可谓浩瀚。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已闻到了浓烈的酒香。饮酒的文人一多，便出了许多著名的“酒徒”。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就写了李白、贺知章、张旭等这些著名的“酒徒”。当然，杜甫称他们为“仙”，李白也自称“酒中仙”，并且留下了不少与酒有关的传世杰作和经典名句。如：他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还有《将进酒》中脍炙人口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等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这篇著名的《醉翁亭记》，其高论可谓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不仅诗如是，在我国传统绘画及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中，这酒的“文章”更是活泼万端、传承发展。流播世间的无数书画佳品根本无须多言，而与这些名人大家相关的“酒缘”传闻也是为数颇丰。比如，“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据说他醉后作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郑板桥的字画不可轻易得到，时人皆知，但若以美酒款待，在他醉意中求画，即可如愿。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醉僧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该帖通篇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不难想见当年操觚之时，心手相知，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就的《兰亭集序》，“道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

说起这酒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其名目，花样也确为繁多。比如绍兴酒，单其别名雅号就有：花酒、名士、黄酒、绍兴、绿蚁、福水、黄汤、杯中物之多种。而古代的酒令，更是花样百出，名目繁多。酒令，是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宴饮和郊游中助兴取乐的游戏。酒令除能助欢愉畅饮，令气氛和洽外，还是古代礼仪教化的方式之一，盛行于各个朝代，形式也多种多样。

在春秋战国时，最为流行的是“投壶”这一酒令形式。因其最具封建礼教意义，所以沿袭最久。在《礼记》中就慎重地写着《投壶》专章。三国名士邯郸淳的《投壶赋》描绘最为出色：“络绎联翩，爰爰兔发，翻翻隼隼，不盈不缩，应壶顺入”，足可窥见当时盛况。魏晋时期则是推崇“流觞曲水”的酒令形式。那时的文人雅士沿袭古风，整日饮酒作乐，纵情山水，清淡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的确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当数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禊大会。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朝名士41人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排遣感伤，抒展襟袍，诗篇荟萃成集，由王羲之醉笔游龙，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至南北朝时期，除了“流觞曲水”外，由之演化而来的“吟诗应和”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流行较盛。“唐人饮酒必为令为佐欢”，当酒令敏演到唐代时，盛行的是“藏钩”、“射覆”等形式。“藏钩”也称“送钩”，简便易行，似现在的“猜有无”；“射覆”也叫“分曹”，即暗暗覆物于器皿下让对方猜。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极精此道，他在诗中写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明清两朝流行的酒令当推“拧酒令儿”，即不倒翁，粤人称“酒令公仔”。这酒令，按其形式可分为：雅令、通令和筹令。雅令，是指文人的酒令，情趣古雅，多以诗人的“智力竞赛”为内容。通令，则是人人皆可为之的大众化酒令。如投骰子，划酒拳等，一般不必动脑子。说起来“击鼓传花”，算是通令中较为雅致的形式了。至于筹令，则是雅俗共赏的酒令，因是从筒中掣筹行令，故名。

除了以吟诗作赋、行酒令来传扬美酒与酒文化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宣传形式，那就是“酒旗”，亦称酒望、酒帘、青旗、锦旆。《韩非子》记载，“宋人有沽酒者……悬帜甚高”。这里的“帜”，就是酒旗。后世人称：“酒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