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控论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受控对象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０５

【作者简介】郑鸿芹（１９７２－），女，四川金川人，阿坝师专外语系讲师，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２００４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余汉英（１９７４－），女，四川仁寿人，阿坝师专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

从操控论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受控对象

郑鸿芹，余汉英

（阿坝师专外语系，四川汶川６２３０００）

【摘

要】操控学派理论认为，翻译是对源文本进行的一种改写，是一种操控活动。而在翻译这种操控活动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受控对

象，译者、文本和目标文化。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文本受译者的操控，而目标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受到译本的操控。

【关键词】操控论；翻译；受控对象；译者；源文本；目标文化【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１４２（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７９－０３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语言互动，而且是文化互动的表现。对翻译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翻译研究已经实现了从单纯的语言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生活于不同社会、

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译者，在翻译那些同样生活于不同社会、

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创作者的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方方面面的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或曰操控。就整个翻译过程而言，从翻译文本选材、翻译方法的取舍、翻译策略的选择，到异质文化因子的处理，无不彰显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操控的过程。这种操控现象已然成为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新视点，从而有了操控学派的崛起。

操控学派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产物，是文化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人物有Ｈｅｒｍａｎｓ、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ａｓｓ－

ｎｅｔｔ、Ｔｏｕｒｙ和Ｔｙｍｃｚｏ等学者。

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ＴｈｅｏＨｅｒｍａｎｓ），最早把“操控”概念（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在赫曼斯主编的论文集《文学操控：文学翻译研究》（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一书中，赫曼斯

（１９８５：１１）就提出“从目的语的角度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

对源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旨在达到一定的目的。”［１］

操控

学派的雏形已然成型。

原籍比利时的美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从他所擅长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视角进一步发展了翻译的操控观。在１９９２年的论文集《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Ｆａｍｅ）里，勒菲弗尔提出，译者在

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对文本进行改写（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翻译就是对文本的一种形式的改写，哪怕“

最忠实”的翻译也是一种形式的改写；而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控，就是使文本按操控者即译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产生影响和作用。［２］勒菲弗尔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翻译操控理论，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操控学派的正式形成。

二、翻译中的受控对象

“操控”（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就必然涉及到操控行为（ｔｏｍａｎｉｐｕ－

ｌａｔｅ）的动作发出者即操控因素（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和动作

的承受者即受控者或受控对象（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ｓ）。本文将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角度出发，分析在翻译操控中的不同受控对象。

操控学派将翻译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跳出了语言学派狭隘的文本视域，把超文本的因素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畴，弥补了语言学派的缺陷。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一切翻译，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据此以特定方式在特定社会操控文

学发挥功能。改写就是操控。”［３］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１９９２：６）“翻译为文

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是赞助者强加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文学”。（陈德鸿，张南峰：２０００：１７７）［４］

简言之，翻译是译者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改写就是操控；翻译为文学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译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ＢＡＴＥＡＣＨ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７年９月Ｓｅｐ．２００７

第２４卷第３期Ｖｏ１．２４Ｎｏ．３

者本人认同的或赞助人强加的意识形态，二是当时译入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文学观）；改写受到目标文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译者在此规范内进行操控；改写的积极作用是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方法，有助于文学和社会进步；起消极作用是压制改革，进行歪曲和控制。

可见，在翻译这种操控活动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受控对象，译者、源文本和目标文化。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源文本的改写和目标文本的产生受译者的操控，而目标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受到译本的影响或操控。

（一）译者——

—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他首先是源文本读者，然后以创作者（ｃｒｅａｔｏｒ）或改写者（ｒｅｗｒｉｔｅｒ）的身份，将原文翻译改写为译作或目标文本，以此完成操控过程。

然而，译者的操控行为不是在“真空”中随心所欲进行的。勒菲弗尔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内因和外因。内因即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而外因也就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权力”的“人、机构”，即赞助人（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其中，赞助人控制意识形态，“专业人士”控制诗学。归根结底，译者自始至终会受到目标语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可见，译者也是翻译活动中的受控对象。简言之，译者操纵文本，译者所依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操纵译者的翻译活动。

译者受自身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目标语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并且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１、译者在翻译选材上受到的操控

译者受到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诗学理念的操控或目标语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在“译什么”的问题上有着显著体现。然而在目标语文化系统里，当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时，处于从属地位的诗学对翻译的操控就不那么明显了。

中国２０、３０年代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受其个人思想意识和诗学理念的制控。比如，年轻的鲁迅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２０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文化弱势状态下，如果继续闭关自守，不与文化异质对话，不了解与他文化的差异，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崛起就无从谈起，自己应该肩负起译介西方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鲁迅的这种个人意识，驱使他着力于翻译东欧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以展示伤痕与屈辱的方式来唤醒国民”。［５］

就目标语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和诗学理念对译者的操控来说，５０年代到文革时期中国翻译活动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这段时期，翻译活动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形式的需要，翻译活动为了巩固和加强国家权力的统治地位的需要，翻译工作者只能听从国家机关的翻译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其翻译题材的选择上，就明显带有配合当权意识形态的痕迹。而文学翻译的选材不仅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也受到当时主流诗学的制约。“５０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操纵文学艺术的权威话语，文学艺术被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文学翻译也不例外，同样受到这种政治诗学观的制约和影响，从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一部分。”［６］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提出的要求是翻译介绍“优秀”和“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政治意识形态以“优秀”和“进步”为名，操纵着翻译选择和范围、对象，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翻译牢牢地控制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运行轨道上。这样，外国文学翻译的范围越来越小，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苏联文学、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作品和欧洲古典文学（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哈代、海涅）占据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心地位。译者就局限于翻译东欧、东德、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家的文学作品，而将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想抵触的欧美现当代文学则被排斥在译介的视野之外。

２、在翻译策略方面受到的操控

翻译是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操控从而达到翻译目的的过程。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Ｂｅｒｍａｎ）指出，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出的选择。可见，但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要受到来自个人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非随心所欲的操控。这一点可以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观为例。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文已成为通行的书面语，为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普遍选择。但是鲁迅和其他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白话文有着类似的看法：

第一，认为中国语文——

—即使白话文——

—有严重的缺陷，须得借助西方语调及语法加以补救，第二，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他们认为精密的思想要借助精密的语言来表达，既然这时候的新思想是从西方来的，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也自然得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中国文法太不精密是思路不精密引起的，而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得引进西方的精密思路促进中国语文的改革。鲁迅的对改进中国语文（白话文）的这种思想意识，直接影响了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那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将“中国小说中所未有”的异国情调介绍进来，作为翻译工作者的鲁迅，采取“直译”手段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引入明显带有异质文化色彩的词语、句法，引进西方精密的“欧化”文法，以丰富中国语文的表达法，与中国语文原有的白话文交融使之得以丰富完善。

以上所述是以译者作为受控对象进行的论述，也是操控学派所强调的主体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对译者的支配作用。但是，不能忽略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的创造性，诚如米歇尔・巴拉儿在《从西塞罗到本雅明——

—译家、译事和思考》中所说，“译者是社会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作为翻译主体，译者有自己的看法和原则追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自由地选择直译或意译的翻译策略，转换原文的语言，根据自己定位的审美态度，自由灵活处理原文的文化因素，何时归化，何时异化，本质上是译者的自由量度。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７年８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