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亦文亦建筑

除了铃铛，工作室内一个上书“万寿无疆”红框毛镜（印有毛主席像的镜子）、白色雷锋瓷像和一左一右分列于房间两侧贴有“为人民服务”标识的卫生间都让人刹那间觉有时光轮返的恍惚。
插话：
“我主持工作的事务所，是一个资质为乙级的股份合作制地方事务所。处境有些暧昧：没有国家设计院那样深厚的底蕴，也缺乏学院中的单纯，但这一切反过来也可以说成优点，比如灵活性和实践经验，取决于你自己如何运用。” 身材高大，面部冷峻的刘家琨习惯这般介绍自己的工作室。
小说中那个有名建筑师父亲设计福音学校中败笔“削平了山顶在孤零零地安上去”与当今先毁坏再修复、先椎平再重建、先破坏再保护、占据大量田地营造田园小景的都市乡村化做法如出一辙。
当2004年3月30日，刘家琨与市长孙平，作家龙应台、易中天对话中，涉及拆迁敏感主题的话题被某媒体误读后，刘一大清早在红眼班机上赶制关于《关于”问城记”的补白》，文中观点与他22年小说批评的观点也别无而致：“比摸仿传统形式更值得讨论的是摸仿传统生活条件。在密集生存，土地匮乏的今天，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奢侈，因为田园都市仍然是都市，都市里的田园不能种田。它触及了中国国情中最紧要的现实，隐藏了深远的资源问题。”
批判不等同于牢骚满腹，刘家琨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批判精神同在，立足当下，处理现实就是他现实中的追求，他的言行无不是为此。
言：“不要再仅仅关注那些零星散落的点，不要再纠缠于那些已经发生无可挽回的事情。现在与其面对过去，追究责任，不如把更多的注意力赶快放到如何在不可遏制的高速建设中尽可能创造一个好的未来方面。。
对“其它事情”心有所仪？何为“其它”？
在20世纪80年代，如所有狂热的文学青年一样写小说，且写出了一点名气。“把文学当事业，把建筑当职业”，是刘家琨那时向往的理想生活状态。1987年，他从一个业余创作的小‘文青’，变成了四川省文学院里一个专职摇笔杆子，名正言顺搞创作的作家。虽说那只是借调，但也足以羡煞诸多深知写海无涯，但又痴心不改的业余创作者。
插话：
刘家琨的人生观有点像溪水，意随趣转，顺流而下，丝毫不勉强自己的意愿，但不管处于何段时期，对哪个有所倚重，同根生发于他心底的文学创作与建筑设计，骨血里总也相伴想携，难离难弃。
1983《英雄》，1984《高地》两篇小说的发表，读者从字里行间领略了刘家琨的才情，也不难看出建筑专业背景对他文学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是现在审视他的作品，也会发现他小说主旨，并未疏离今天建筑师心理的挣扎与抗挣。
至于说为何将自己的根须扎在西南一普通城市，而非经济前沿的北京、广州、深圳或上海，他说“我在这里工作，是因为这是我的家乡，因为一些自然而然的命运安排”。
嘴边挂着“人算不如天算” “我从不认为世事恒常”的刘家琨是宿名而乐观的，他凡事喜欢顺其自然，不逆天意。综观“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的刘家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也却少逆拂之事。如那隐姓埋名卖卜的严遵，还能打板穿梭于蜀城的长街短巷，也甭想从刘兜里挣到卦钱。
插话：
刘家琨文章里有建筑，建筑里有文章。
从他已被世人熟知的早期建筑作品，艺术工作室（何多苓、罗中立、丹鸿、王亥）系列，学校系列（成都文化艺术学校、成都群星美术学校、成都13中）、还有红色年代、成都市西北郊的犀苑休闲营地等项目留有他小说构架的痕迹，观者在解读他的建筑同时总能捕捉到他的文风。
隐喻为河边船屋的丹鸿工作室，设计语言倾向与日常用语，情调似于闲情美文；金石印章状的何多苓工作室，先是在一条游走路径引领下循序渐进地叙述，抵空中小院骤然转折，再由一条凌空飞廊带回原路；狭长的王亥工作，廊桥是建筑的点睛之笔，整幢因此笔有了别样的情趣意味；方形基座中心圆柱状的罗中立工作室，原型取自边缘地区的灰窑。外形粗野、直率，内部以一条“古根海姆美术馆”一般的连续路径取代了楼梯间。
刘家琨:亦文亦建筑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 李智更 成都报道
半扇黑板改装成的窗子微敞着，一只灰白相间的花猫“嗖”地跳上椅子，蹦上长桌，伸个懒腰，来回跺了两步，百无聊赖地看了一眼前方白花铁上手画的黄、粉、绿三色设计草图，然后纵身越上窗台，全身灌注地盯着马路对面“春来茶馆”里悠闲的啜茶客。
大学四年，被“不怎么管”的老师放牧到自由原野里的刘家琨，从一年级就开始玩，到了毕业时，收获除大三时期创作的《游魂》、《白日梦》两个短篇外，其他一头雾水：“（大学四年），其实什么都没干，好像什么都干过了----”。
毕业后，刘家琨被分配至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他第一个独立作品停留于纸上的日本雕塑博物馆的竞赛设计，赢得了众人的刮目相看，但这并没激起他对本职工作的热情，他对设计仍没多大兴致：“可以这么说吧，学校里的4年，包括毕业后的十几年，我都没有把我的精力放在建筑设计上面，相反，我对其它事情的兴趣更大”。刘说。
从以上四个小型建筑看，刘家琨用心良苦地对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游走路径的设置给予了强调，这不是他擅于把控小说主题叙事结构的另一种体现么？文如其人，建筑亦如其人。他的文风、个性在建筑艺术表现性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文与建筑从表现形式上看很近。刘说“对我而言，设计建筑和写小说是同一件事情，就想表达这个或表达那个，他们是一个整体。文学和建筑只有时间和精力分配上的问题。”
插话：
从建筑到文学，从文学到建筑，有人认为刘家琨之所以往返于二者之间，是缘于机会。虽然他否认自己是机会主义，但他却承认机会对自己有所影响“我并不自认为是机会主义，但说机会不影响我的立场却不够诚实。”
或许他眼里，现在做建筑设计并不可称为“回归”，因他没有‘弃暗投明’甚或‘改邪归正’的想法，即便是‘偏离主航道’也是不承认的：“我是没有什么计划性的人，对于前程也是如此，我不认为世事恒常，也无从计划，仅仅是对生活本身感兴趣。昨天经历正是我今天设计的基础，比如分寸感，比如想象力，文学和美术都给了我很好的训练。这样人会多一种参照系，同时你对社会的关注，你对精神的归依，在这些爱好中能够更好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确耽搁了一些时间，但这些经历已经给了我人生不同的内容。”
刘家琨简历
刘家琨，男，1956年生于四川成都。1982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分配至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1987~1989年四川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1999 年考取一级注册建筑师，同年，成立成都市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建筑，室内及景观设计。
文与建筑从完成过程看很远。文学创作可以完全是个人私秘行为，建筑的完成则必定是社会性的劳动结果。而在建筑的整个过程中，最突出的困难是造价的限制和工艺的低下。
“遇到资金、技术难题，我采取的是低就低做，高就高做。策略就是‘低技’理念：面对现实，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的历史文明有时的发掘利用，扬长避短，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足的智慧力量，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由此探寻一条适合于经济落后但文明深厚的国家或地区的建筑策略。”
锦都商业院街项目正是位于宽窄巷子附近，是一个敏感地段的高难度工作。面对城市建筑中急待解决的新与旧、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等等冲突，刘家琨希望通过对街巷网络的编织缝合起当下中国常见的新旧并置、时空断裂的景象，通过创新而又有传统意蕴的建筑设计弥合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裂痕。但希望总归不是现实，他现在能做的是为希望在摸索中寻求到方向，在寻找中谋求到合力。
“其实也没什么，也就是在文学机构里一段游手好闲的日子。在西方社会，我这样的人很多，可在中国我这样就不正常了。其实，人有一段时间到处‘混混’是好事。我们在不了解自己喜欢什么？能干什么？听从父母之命上学、报志愿、学专业，干工作，这一切我们都是被动的，这是不正常的。就如问我喜欢吃鱼的5岁儿子长大干什么，他回答当海狮，理由是能抓很多鱼一样，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刘家琨极为轻描淡写地讲述在省文学院里的生活，反而激发某些媒体对此要浓墨重彩的愿望，这让他心里有点烦躁：“其实就是和别人一样混日子，没什么八卦”他不是娱（乐明）星，也不接受娱星般的礼遇。
刘家琨说得精彩，实践得艰辛。“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用沉默的语言记录实践他点点滴滴的心血投入。
石刻博物馆在成都郫县，就是那个出郫辣酱的地方。博物馆藏品以石刻为主题。刘家琨在建筑设计之初，就希望表现一部“人造石”的建筑故事。在他看来，流行给建筑涂脂抹粉的年代,清水混凝土的使用已不仅仅是建筑方法问题，而且是美学取向和精神品质的问题。
《高地》中对父亲建筑师不顾及建筑具体环境的批评态度，在时代发展了20年后，仍比比皆是：各地都可见标新立异、彰显自我的建筑。如果建筑可以尖叫，有些建筑恨不得尖叫起来。”刘曾将建筑拟人化到了发出声响的地步，有趣，且意味深长。他心里的建筑是一项公共事业，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纪念碑。”
刘家琨个人同他的作品一样具有批判精神，对于那些骂娘的城市批判他并不苛责，他认为建筑是赋予社会外形的物质世界，生活在社会上的所有人对建筑都有责任，每个人站在不同的平台、发出不同的声音，哪怕是骂娘100句中有1句有意义也是好的，因为多个声音，城市就多种选择。
早上，位于玉林小区的家琨事务所会议室是静寥的，静寥得受宠的猫儿只能独自蹦上跳下打发闲散的晨光。
渐渐的，随着门口看似漫步经心悬着的铃铛不断“叮咚”作响，一双双不太匆忙的脚踏了进来，屋里有了晃动的人影，电脑前多了看图读字的眼睛。素往里，上班铃铛的最后一声“叮咚”是留给刘家琨的。
门口那个古旧气的铃铛是刘家琨淘换来的，作用相当于门铃，声响却不同于门铃的清脆尖利，它的声音浑厚清扬。入门即有悦耳之音相迎，一方隐藏于居民区不大的办公间顿时生出了几分灵气。
行：锦都商业院街的建筑设计项目。如要找成都唯一遗留下来的清朝古街道，大概唯有一宽一窄的两条巷子莫属了，可它也是难逃拆再建的命运归宿。于是，很多人（文人、骚客、官员、学者---）为之上书撰文，奔走呼号。虽然隐晦阴冷的光日里，巷子口聚集的街坊们依旧三五成群袖着手摸搓麻将，但心里却没有原来安稳，毕竟那两条巷子莫测的未来和他们息息相关。
如果说20多年前刘写《英雄》中，从楼顶坠落的“乱糟糟一团”不仅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主人公“半只鸡”悲剧结局、是现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成为漂浮在半空无根之盲建筑师的境遇，那么，《高地》建筑师父子对自然截然相反的态度则是对现实生活中建筑师、规划师、投资方、政府决策者，乃至一切不尊崇自然的人深刻揭露。
博物馆于7月12日验收，刘家琨后记里这样一段话“回想起来，幸好设计
时充分考虑了不利因素。如果不是采用砼+砖硬软两层复合墙，情况难以想象：后期的布置会把墙面弄得乱七八糟。-----如果当初砖墙不抹灰只刷白，可能会更明确，只是展壁的匿名性会差一些。外墙小模板用对了，否则无法收拾，这房子现在应当是抹灰涂料建筑了。即使现在，好多地方的补丁也还是太明显，混凝土颜色不一致，不过也不能挑剔了，模板用了6遍，还有什么话说。”
1956年，刘降生于成都一个医生家庭。赶上文革尾巴的他，大家该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也上山下乡（到温江）；该返城的时候，和大家一样返城。不同的是四年的乡间生活唤起他写作的热望，青春懵懂的他就已开始有稚嫩短篇小说诞生。
恢复高考，和大批返城知青一样，刘家琨准备考大学。想学医，想学画，权衡一下，心虚的他没报考名额少的美术学院，而是避重就轻地在各个医学院后面报了个“听说”与画画有关的建筑学院。两所学院分别归卫生部和教育部管辖，教育部先行挑选，于是他就学了建筑。而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有“建筑设计”这个词，也不知这专业对自己将来意味着什么。可见并非是他选择了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