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范文-赋权视角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精品范文-赋权视角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视角实现中国经济赋权视角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中国三十多年总量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但是，中国为追求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城乡差距拉大、居民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资源高速度消耗、教育投资不足、长期竞争力增长缓慢等等。上述诸种问题表明，中国在总量经济上取得显著绩效的同时，又面临着结构性问题的挑战。如何通过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应对发展的一系列难题和域外经济体的挑战，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而且直接决定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关于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理解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人们对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解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关注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经济与生态的综合发展；从关注国民收入增长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从关注经济的数量扩张转向追求经济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从关注经济增长指标到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总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途径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并赋予其更多更广的含义。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从权利缺失和赋权的视角探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条件及其有效实现途径，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中国是从集权的计划体制走过来的，在职能上和体制上，政府自身的权力和行为方式依然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制约的特征。公民在与国家及强势利益集团的关系中缺乏足够的权利与之维持均衡，其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维护。这也许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结构性难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本文试图运用自由的理念和权力的方法，从权利缺失和权利回归的全新视角，探讨中国经济所面临结构性难题的深层次原因、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及民主、法治建设对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作用。

（一）、权利视野下的经济发展

从古典学派开始，经济学界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第一代发展观，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第二代发展观，将发展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代发展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联合国一系列国际会议无不强调民主、人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性。以人为发展中心的第四代发展观成为新的发展潮流。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与促进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内在关联性。认识到发展策略与保障民众权利的政策应当是统一的，只有它们的协作才能真正全面地改进人类生存条件，它们自身也只有在协作中才能相互促进。

从赋权的视角理解发展理念最有代表性的是阿马蒂亚&m森。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著作中，明确表达了实现人的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发展的主要方法。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是人们享受自己所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森，2xxx）。森认为，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源于两个原因：首先，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这体现了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建构性作用是关于自由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森，2xxx）。就建构性而言，自由与发展是一体的，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人类的各种类型的自由都具有独立价值，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自由的主体地位。其次，自由是发展的重要手段，即自由在发展中起工具性作用，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森，2xxx）。就工具性而言，发展的手段就是增强工具性自由，每扩展一种自由都会对发展作出贡献。自由程度越高意味着发展程度越高，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

森之所以强调自由在发展中的工具性作用，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与权力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人要获得自由，必须具备人的基本权利，通过权利来谋求发展，以使自己免受贫穷和剥夺。因此，发展要求清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暴政、社会机会的缺乏与剥夺、公共产品的忽视、政权的不

宽容和过度干预。实现发展的目的，需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作为媒介。制度设计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还要促进民主化，增强社会透明度和社会保障力度。只有全面的制度设计才有多向度的个人自由，自由视角下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森在把自由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合并到发展框架中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它实为人类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全面承诺，是对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森，2xxx），即给人们以自由去做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此乃自由发展观的精义所在。

森的发展观所体现的自由的理念和权利的观点大为拓宽了我们对发展的内涵及本质的理解。笔者认为，森的发展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有如下三点：第一，发展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其实质是人类的发展，即是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扩展。在市场经济中，个人能够有所成就依赖于经济机会、政治自由以及健康保障和基本教育等，因此，公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都构成发展的方向。权利视野下的发展实为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实现过程，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发展，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发展就会偏离以人为目的的发展方向。第二，权利的扩展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必要的制度条件。这是因为，发展过程的实质是市场制度取代传统制度对人、对资源、对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和干预（森，2xxx）。市场制度是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安排，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有坚实的法治基础来支持交易的各种权利，要有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协议的履行。因此，实现发展的目的，需要建立并维护制度的多元化，包括市场机制、民主制度、法律机制、社会保障及信息交流机制等等。第三，发展是赋权的过程，是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充分实现的过程。权利的本质是自由，作为权利本质属性的自由通常是指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某项权利，而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人们只有具备其基本权利，才能获得控制自身生活的机会，才有能力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框架内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以使自己免受贫穷和剥夺。

以上关于以权利谋求发展的理念，将是本文思考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

（二）、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面临各种难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的缺失

传统体制下的中国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国家，政府权力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经济生活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分权化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有限度的产权改革，都呈现出一种政府权力向民众回归的趋势，其基本特征是政府对产权的控制逐渐减少，个人得到越来越多的决策主权。正是公民权利结构的改变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上中期和20世纪90年代上中期的繁荣。

但是，政府赋予个人和企业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无异于对自身权力的否定，让它自愿或被迫退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正是因为政府不愿意放弃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权力。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中，政府权力向民众的回归仅表现为量的退出而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王彤、李万峰，2xxx）以政府权力主导资源配置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制度基础的核心。这使多年来我们在理念上、政策上反复强调的以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向效益最大化增长模式的转变始终不见显著成效。中国经济总量上的显著绩效与结构上的问题丛生形成某种失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反差、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内需不足、公共物品供给和配置不能令人满意等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持续性的因素。面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挑战，学者们从促进微观经济主体的发育和演化，促使分工演化和市场扩展以形成网络经济效应等方面考虑应对之策。但笔者认为更关键的是要重新确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利益关系，改变政府权利对资源配置深层次介入的社会权利结构。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结构性难题均与政府权利主导经济紧密相关。

例如，在政府仍掌握重要资源配置权和以GDP增长率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首要因素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依靠高资本投入、高能源消耗来推动工业化进程，甚至不惜引入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项目。在此过程中，谈判能力极低的部门和弱势群体的权益很容易受到损害。而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政府往往倾向于将短平快的项目排在优先次序。这使政府力量在那些能够凸显政绩的诸如房地产、开发区、大型广场、超宽马路甚至半截子工程等有利的领域过度膨胀。当政绩目标与资源禀赋发生矛盾时，政府便通过限制教育、医疗保障、农业等无利领域的投入，靠限制和约束个人受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基本权利，来保证实现政府政绩目标所需要的资源，这极大地削弱了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

又如，在片面追求GDP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公共利益为旗号，以开发建设为名，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过度地使用对土地的征用权。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处在极为弱势的地位，农地是否被征用、征用为何种用途、征用补偿标准及分配方式，农民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和谈判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