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 第3期 (2005)：科技与社会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科尔①摘要这篇文章是关于默顿及其科学社会学工作的回忆与评论。

作者自1960年起先后作过默顿的学生、助手和同事，前后达15年之久，可以说对默顿非常熟悉。

文中主要讨论了默顿关于清教与科学的博士论文、关于科学规范的论述、以及关于“马太效应”的文章。

作者评论道，默顿一方面未能赋予其清教论题以更一般化的陈述，另一方面又未能对经验资料给予足够的关注，从而导致人们怀疑其马太效应理论的正确性。

关键词马太效应默顿清教论题科学规范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于2003年2月23日去世，享年92岁。

毫无疑问，他生前不仅是在世最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而且也是在世最著名的社会学家。

由于默顿享有盛名，并且由于他晚年的主要著作谈的都是科学，他就将科学社会学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使之获得了合法地位。

默顿在科学社会学方面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②。

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估计，把与科学社会学相关的文章都算在内。

在分析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时，我们应该记住，这只是他的众多论述领域之一。

其他领域包括：偏差行为理论、组织机构、各种中层理论（如参照群体理论），以及其他数十个主题。

仅凭表面，往往难以判断他的某篇文章是否与科学社会学有关。

默顿所写的专著并不多，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著名人物（况且又在以专著而不是以刊物上的文章为重的领域），这有点不可思议。

他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发表的唯一专著就是他那著名的博士论文。

1973年出版的那部著作，冠名《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事实上不过是他的崇拜者斯多尔（Norman Storer）汇集、编辑的一个论文集。

他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1965）根本就不是一部专著，尽管其中包含许多与科学社会学相关的论述。

近期的社会科学引文检索（SSCI）显示，默顿论著的引用数达数千条。

评估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贡献或这方面的引用数的困难在于，他的科学社会学论著与他的其他论著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开。

比如说，《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1957[1949]）未标注引用页码的引用数有2397条（有引用页码的引用数就更多了，由此或可确定所引是否与科学相关）。

这个文集无疑是默顿对社会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贡献的话，其中的文章论及：知识社会学、偏差行为理论、自兑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另一个默顿所偏爱的主题）。

但是，若不对所有的引文进行内容分析，就无法确定有多少引用数与科学社会学相关。

默顿科学社会学论著的完整引用数，需①作者简介：科尔（Stephen Cole）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教授，在科学社会学方面著有《制造科学：自然与社会之间》（Making Science: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本文是科尔教授应《科学的社会研究》之邀为该刊纪念默顿专栏而写的一篇文章（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34，no.6, pp. 829-844），作者惠许在此用中文刊出。

②难以作出准确的估计。

默顿生前所用的正式履历上列了数百条，但其中有许多只是书评或是为学生或朋友的著作而写的前言。

这里面当然有些确实包含了有趣的科学社会学评述，但大部分可以说与科学社会学无关。

要一个学者花上数年的功夫。

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方面的引用频度非常高，尽管他的其他论著（如“社会结构和反常”，以下简记为SS&A [1938a]）引用率更高。

我们还要注意到，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论著与他的其他论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比如说，默顿在论述偏差行为时发展起来的“机遇结构”概念（opportunity structure），就影响到他对科学家如何偏离科学规范的讨论。

起初，我打算将本文写成一篇综述和评论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及相关工作的文章。

不久我就发现，这一任务极其艰巨，一时难以胜任，于是就转而写了这篇短得多的传记性文章，着重谈论我与默顿的关系，并就他的科学社会学工作的风格提出某些批评。

我有幸在默顿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与他一起工作，1960至1968年间的密切接触，以及1968至1975年间更紧密的合作，前后达15年之久。

对于他的工作以及与学生交流的方式，除了他的遗孀哈瑞特·祖克曼（Harriet Zuckerman）——一位科学社会学家、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现任副主席——之外，大概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多。

祖克曼的看法无疑会带有偏见，我也不例外。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默顿，我对他的态度都相当矛盾；并且，尽管默顿是我精神之父，但我并不羡慕作为一个人的默顿。

我认为，他过于强调社会关系的工具层面，而几乎不注意其表达层面。

与默顿一起工作，你的自我就始终处在密集的炮火之下；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他只是偶尔才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

默顿看起来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人人都知道，他总是在4：30起床，5：00开始工作，从而在精力最好的清晨完成最重要的工作。

他总是在完成写作之后再去讲课，而把下午晚些时候这段精力不济的时间留作咨询。

我们从未去过他家，但就我们学生所知，每周七天他都是循着这个模式——当然，有些天他不用去上课，可以设想，这些天他会在写作上投入更多精力。

在与学生相处时，我总是提出最严厉的批评（比大多数学生要过火得多），但又力图用重要的社会支持来缓和这类批评。

由于默顿的学生，至少是我这一代的学生，对他的私人生活几乎毫不了解（就我而言则是一无所知），于是关于他的家庭生活的流言蜚语四处弥漫。

我所记得的一则故事是我的一位已故的同事告诉我的，他显然与默顿的妻子相识。

据他说，他们三人一起驾车从纽约出发，去参加波士顿举行的一个专业会议。

默顿开得非常快，他的第一任妻子苏（Sue）让他开慢点。

他妻子的每一次请求，等来的则是一次次的提速。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去事实不远。

不久之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学院（本科生部）和研究生院的教职员工还是相互独立的。

当然了，默顿的全部教学都在研究生院。

这确实是令人惭愧，因为一位传授默顿技艺的教师可以招到许多更优秀的学生来从事社会学工作。

我曾问我的兄弟乔纳森（Jonathan R. Cole，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达16年——从1980年代晚期到2003年），哥大是何时合并本科生部与研究生院的师资的，以及默顿在今天是否可以教授本科生。

下面是他的回答：（1）大学师资合并于1970年代早期。

基本上是一项财政动议。

大学当时几乎一文不名，不得不有所举措，以提高运作效率。

（2）默顿在今天可以教本科生，但主要是通过将其为一、二年级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向本科生开放。

如果他不愿意，他或可不教本科生，但大学希望所有哥大教员讲授一门研究生和本科生共同选修的课程。

（3）我想默顿若非对教学感到烦恼，定会喜爱教学。

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极端重要，并力图将自己的思想发展成形。

教学是发展自己思想的一个手段。

他喜欢这样做时所获得的赞赏。

我相信，他在关于保尔·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的文章中已表明，保尔比他更喜欢谈论班，他则更喜欢讲堂。

我想，他到很大年纪还会坚持教学，因为这不仅是他迷住学生的手段，也是他发展出“社会结构的分析”一著中各种思想的途径（“社会结构的分析”是一部论述阶层和角色理论的著作，默顿为此用力将近40年，但始终未发表①）。

当我进入哥伦比亚学院时（1958-1962），默顿偶尔为本科生作一个讲演。

正是在此类讲演中，我向他毛遂自荐。

我一直在跟克罗沃德（Richard Cloward）工作，他是默顿以前的学生，后来是哥大社会福利学院的教授。

我当时正在研究著名的青年动员计划，该计划旨在利用社会学理论来制定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政策。

主要依据的理论就是默顿的著名论文SS&A [Merton 1938a]，以及克罗沃德根据著名犯罪学家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的工作对该理论提出的修正。

当我告诉默顿，我在为克罗沃德工作时，他邀请我来年（1961）选修他为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社会学理论史”课程。

我修了，并且在1962年，当我仍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进一步选修了他开设的高级课程——“当代社会学理论”。

随后，我就成了默顿的研究和教学助理，直到我在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为止。

这就意味着我在为研究生同学打分，并使得我不讨研究生同学的喜欢，但我所关注的是默顿的看法。

在我修“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那一年，我还是“社会学理论史”课程的助教。

那个学期中，默顿被选为出访苏联的少数社会学家之一，因此他请我在他不在的时候代为讲授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一次。

我对斯宾塞一无所知，况且这将是我的第一次讲演。

我花了80个小时准备这次演讲；当我从学生那儿得到正面的反馈时，它着实激励着我从事社会学职业。

但我并不赞赏这种传授教学的方法：不做任何指导就把一个学生扔到一门研究生课程的讲台中去。

我确实认为这表明了默顿对我的信心，是对他在我的文章上所作的大量批判性评论的补偿。

这些年我在默顿的那间威严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办公室里的书籍一直码到16英尺高的天花板。

我在研究生院的大量时间都耗在这张桌子上，默顿在跟其他学生和同事谈话时或接听电话时我常常在场。

因此，我对默顿非常了解，尽管，正如我前面所述，我从未跟他有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接触。

他从未邀请过我去他家，或是与他共进午餐。

我从未有过机会与默顿随便交谈。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严格的工作关系。

确实，我敢大胆地说，默顿跟学生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如此。

默顿成了我的社会学之父。

我尊他为父，在某些方面甚至为神——将默顿视为社会学中的一尊神是学生们的普遍看法，不限于我。

也是在1961年，我认识了哈瑞特·祖克曼。

起初，我觉得她不过是为默顿做些工作的一个研究生。

我们在作长途步行时，总是在谈论默顿。

麦耶尔（John Meyer）告诉我，哈瑞特不仅仅是默顿的学生，这个消息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尽管哈瑞特和我还像往常一样相处，仿佛她和我与默顿是同样的关系。

我与较年长的研究生以及年轻教员之间的友谊，使得我听到了大量的流言蜚语，这是个大学生生活中一个恒久的话题。

比如，谁跟谁一起睡觉？是怎么搞到一起去的？我的消息来源，除了麦耶尔之外，还有克林克（Walter Klink）和卡普罗维奇（David Kaplovitz）。

克林克曾是我的“当代社会学B”这门课的指导教师，是第一个将我引入社会学的人；卡普罗维奇教我如何写作一篇可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简记为ASR）这类刊物上发表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