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
（延边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李宝龙吉林延吉133002）
摘要：自扬雄提出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看法后，代相沿袭，几成定论。

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人以此来责备汉赋歌功颂德，华而不实。

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汉赋很少有只“劝”不“讽”的，汉赋的最终着眼点始终在“讽”上。

当然，在文字比例上，“劝百讽一”也是事实。

但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却缺少客观冷静地分析。

“劝”多“讽”少格局的形成，一者绝非作家个人之过，二者也非文本本身之过，其成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作家身上。

探究起来，这里面的内外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中颇多合理因素，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因由。

关键词：汉赋；“劝百讽一”；成因
“劝百讽一”是有关汉赋批评的经典论说，而汉赋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境惨淡，备受讨伐，极大程度上就源于这句出自名赋家之口的具有误导性质的批评观点。

首先要肯定的一点是，汉赋实际上有着很好的讽谏传统，这自枚乘《七发》之后，诸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扬雄的《羽猎》、《甘泉》、《河东》、《长杨》四大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均讽意甚明。

如枚乘在《七发》的序言中就已经尖锐地指出“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

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

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

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其后铺写七事，反复渲染，目的就在于“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又史载司马相如见汉武帝好驰射，即上疏以谏，复上《哀秦二世赋》以讽，又见汉武帝好神仙，一位“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于是上《大人赋》以讽谏其事。

事实上每个汉赋作者在创作作品时，都是有着清醒的讽的创作目的和明晰的讽的表述方式的，扬雄自己便有“赋者，将以风之”的话，而“劝百讽一”也并非无讽。

时人和后人也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赋时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祝尧也说“《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意未泯”。

然而，同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些赋的讽谏的笔墨确实是与颂扬的笔墨不成比例的，但这绝非作者为讨好君主而故作“虚词滥说”，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作者的讽谏意图的存在。

史载上列诸家均属耿直刚介之臣，绝非媚上邀宠之辈，且关注时政，心存社稷。

这种劝远大于讽的“劝百讽一”模式的形成，实是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原因的，不可以简单的归咎于作者个人。

1.受当时经学影响。

任何文学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那个时代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两汉四百年间，意识形态里领域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经学研究，而经学研究中影响之大又以《诗经》为首，而“汉儒言诗，不外美刺两端”（程廷祚《青溪集•论诗十三•再论刺诗》）。

这种“美刺”观念不但是汉代一切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还是汉儒评价汉代一切精神产品基本标准。

其中又以“美”为正，为主；以“刺”为变，为辅。

受这种观念的左右，所以汉赋作家常常欲讽先颂，或寓讽于颂。

委婉的讽谏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正面的颂扬这种主流形式表现出来。

这可能已成为根植于每个汉代赋作家头脑中的不容置疑的指导原则。

汉大赋盛行时，又正值景武宣等盛世之时，国势昌隆，物富民丰，政治清宁，四边安定，人心鼓舞，群情振奋，面对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感受着那种激荡胸怀的时代精神，实在也是容不得那些性好慷慨的骚人墨客们不去颂扬她。

时代思想的影响和时代精神的感召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都无法逃避和拒绝的，汉赋作家自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他们的作品喜欢用美颂的方式来歌颂统一帝国的宏大气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况且，这种影响和感召一方面固然造成了那个时期的作家创作的某些局限，但也常常造就了他们独有的艺术风格；汉赋之蔽在于“美”，其特色也正在于“美”。

正是因为这种美颂也即“劝”的写法，汉赋才充分淋漓的展示了大汉帝国的赫赫声威，其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特质也正在于此。

2.受作家主观品性的影响。

受时代风尚的感召，也是受战国纵横余绪的影响，汉赋作家
多个性张扬，每每纵情任性，但求适意，不主故常。

他们不为功名所绊，也不为钱财所累，不论什么事情，想做即做，做必尽情尽兴方欢。

如枚乘，以劝阻吴王谋反而知名，被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这不可不谓名重，不可不谓殊荣，但他只因“不乐郡吏”，便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辞官而去，重新回到梁王那做他的门客，寻其所好去了。

司马相如更是纵情任性、不主故常的典型。

早年为了当官，“以赀为郎”，从后来“家徒四壁立”的情况来看，十有八九为了买这个郎官当初倾尽了全部家产，这不能不说是大手笔。

后来只因景帝不喜辞赋，于是便学枚乘的法子，托病辞官，也到梁王那儿做他的门客去了，目的只求适愿而已，这又是大手笔。

后来琴挑文君，趁夜私奔；临街卖酒，涤器于市，均属非常之举。

至如东方朔的诸多奇异行止，虽有借以宣泄牢骚之意，但也是纵情任性的结果。

文如其人，赋作家们这种纵情任性、不受拘束的个性体现到文学里面，就难免会形成肆意骋辞，铺张扬厉，酣畅淋漓以求尽致的特点。

此其一。

汉赋作者又多为学者而兼赋家，不但博学多识，而且大都特别精通语言学，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扬雄还有语言著作《方言》传世，甚为历代语言学者所重。

因为这种自身修养的关系，形之于文，自然难免词丰藻富，呈才露艺，洋洋洒洒，下笔不休。

此其二。

汉赋作家的这种个性和修为用之于“劝”，如不尽情歌颂一番自是万难罢休的。

3.受特殊读者的影响。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言及汉赋创作之盛时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属，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中正刘德、太子太傅肖望之等，时时间作。

……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条信息：一、汉赋创作之盛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由于当朝皇帝崇礼重文、积极鼓励的结果；二、作赋者多为侍从之臣和王公贵族；三、所作之赋主要是献给皇帝看的。

这就决定了汉赋读者的特殊性和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特殊性。

从现存的汉大赋名篇来考察，这种特殊性是确实存在的。

不但皇帝与手下的大臣是这样，王侯与手下的宾客也是这样，诸如梁孝王、淮南王等无不如此。

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情况下，做臣下的作赋献给主上，即便想要有所讽谏，必然也要讲究个方式，在这方面，汉代的儒生们是非常重视“主文而谲谏”这一创作原则的。

如果主上又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么有较多的颂词也在情理之中。

从班固所列的这些赋家来看，多为武、宣两朝之人，而这两朝的帝王又都颇有作为，这样一来，“劝”多于“讽”也就在所难免。

再者，如前所言，因为作家的个性决定了汉赋有肆意骋情的风格特点，从表达的内容上看，颂更易于肆意铺排，而讽则很难纵情敷衍，象宋玉的《风赋》可算是铺排讽谏的经典，但亦篇幅有限，且难免寓讽于颂，况且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与疏牍奏章不同，原不适宜用以直谏。

可见强求汉赋一味讽而不颂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

4.受汉赋体制渊源的影响。

关于汉赋体制渊源所自历有争论。

班固以为源于《诗经》，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踵其说，刘勰也认为汉赋的初源在《诗经》，同时又认为与《楚辞》关系密切。

今人则有单元和多元之说。

单源论者或以为源于《诗经》，或以为源于《楚辞》，或以为源于先秦纵横之文等等；多元论者以为是吸收了《诗经》、《楚辞》、纵横家的文章、先秦俳优的有关因素等等综合而成的。

龚克昌对此观点的论述颇为详尽有力，也较为目前学界所认同。

这一点从汉赋自身也可得到明确印证。

不过这多重渊源还应分成两个层面来分析。

汉赋虽与诸多文体因素相关相承，但所吸收的艺术成分各有不同的。

从《楚辞》、纵横之文那里主要是取其形式，而从《诗经》那里主要是纳其精神。

取其形式，所以承袭了纵横家们“欲文言以达旨”、“……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

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的手法，和《楚辞》“排比铺叙，夸张描写”的文风，行文上注重辞采，肆意铺排，力求恢奇
敷张，气势雄浑，以打动读者；纳其精神，所以吸取了《诗经》的赋颂传统，所谓赋颂传统，即是“美颂德之形容”，故而汉赋总是欲刺先美，而且美必采用“推而隆之”的方式，尽情发挥。

综此两端，便形成了汉赋“义尚光大”、“侈丽闳衍”的审美特点，所以非常讲究“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内容涵盖和“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的精心组织。

这种审美追求本身，必然导致颂多讽少。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结果，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赋的讽谏力度，但在实质上，细心的读者稍加注意的话，便不难发现，实际上赋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去精心描绘的，正是作者所最终否定的，描绘是虚而否定是实，就好像精心设计一个靶子而后才有的放矢一样。

这实际上是汉赋的个性所在。

5.受滋生土壤的影响。

汉赋本身原是奢华的产物。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映射，生活本身的奢华决定了汉赋的形式内容必然带有奢华的特征。

事实上，汉赋名家的生活圈子无不奢华，汉代尤其是西汉全盛时期的财货富足已不必说，东汉光武之后，也曾有一段辉煌的历史。

这种物质的丰富，使当时上自皇帝和王侯，下至富商巨贾的生活无不极尽奢华。

据《三辅黄图》载，汉朝的宫殿“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

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磶，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磩右平，黄金为壁带。

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也”又记商人“衣必文采，食以梁肉，千里游敖，冠盖相望。

”落实到具体作家头上，即可以司马相如为例。

司马相如离开不好辞赋的景帝以后，从梁孝王在先，奉汉武帝在后。

汉武帝的奢华已不必说，而梁孝王的豪奢也实不比汉武帝逊色多少。

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有明确地记载，《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

广睢阳城七十余里。

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

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

东西驰猎，拟于天子。

出言跸，入言警。

苑囿楼阁的广大与精美，奇珍异宝的繁多与璀璨，加之声色犬马之乐，驰射田猎之享，在这种豪奢环境中所产生的生活感受渗透到赋作中来，自是免不了要大大的铺张扬厉一番。

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生活环境和物质基础上，“才能产生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他们那种富丽堂皇的赋”。

既然是“富丽堂皇的赋”，自然也就免不了要“劝”多“讽”少。

总而言之，汉赋“劝百讽一”的成因是纷繁复杂的，以上所列，不过是从众多头绪中抽出几端，究其要者，以见其概。

不过，由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汉赋的“劝百讽一”作为对汉赋的一个客观评价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它作为指责汉赋过失的一个根据则是片面的。

用来指责汉赋作家只会歌功颂德，媚上邀宠，则是大错特错。

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汉赋这种文体中“劝”“讽”的多寡实际上已经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了。

参考文献：
1.《史记今注》（西汉）司马迁著夏松凉李敏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汉书》（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
3.《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4.《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昭明文选》（梁）萧统撰马清福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个人简历
李宝龙（1970——），男，吉林省梅和口市人。

一九九四年毕业于延边大学。

现就教于延边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现已在国家、省、地级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参编教材五部，并主持和参与了多项省、校级科研项目。

现为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