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盟与中共的关系看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从民盟与中共的关系看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在民盟南京市委的档案柜里，珍藏着一本写于1950年，用钢版刻印的《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支部简史》，它是由地下时期的南京盟员回忆记录民盟南京地方组织的成立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盟盟员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争取和平民主，为解放南京所作所为的历史。笔者曾数次翻阅，并走访了多名地下时期的老盟员，结合自己在民盟机关工作20多年亲历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试图从民盟与中共的关系角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客观必然性作一些浅显的论述。

一、民盟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诞生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中国人民沦于苦难之中。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救亡运动迅速遍及全国。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些政党的出现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的政党和人士，感到要联合起来才能应付这样严重的局势，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3月19日，由三党三派（救国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随后在香港正式公开。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迅即报道了民盟成立、公开的消息，并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对民盟的建立及其纲领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出面，在各党派中斡旋，统一思想。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并在中共的支持和鼓舞下，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十项主张。

2、中国民主同盟从成立起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

建立之初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后来又发展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基本一致。志同而道合，这就决定了民盟是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的。

重庆“特园”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盟创始人之一鲜特生的公馆，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的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称“特园”为“民主之家”，经常前往，与民盟领导、社会名流共商国是。毛泽东曾三顾“特园”，就重庆谈判及战后中国的未来前途，与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交换意见。

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出席名额由国共双方商定。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各9人，总共36人。但是，国民党为了拉拢青年党，分化民盟，以孤立共产党，硬要民盟让出5个名额给青年党。中共提出反对意见，同国民党商量的结果是，青年党单独参加会议，5个名额由中共让出2个，国民党让出1个，再在总名额上增加2个，维持民盟9个不变。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动让出名额，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也增近了中共与民盟的亲密关系。在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默契合作，互相支持，并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商量，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其后，双方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留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上有四分之一的否决权，这是中共与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的十分重大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内战，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当时，中共和国民党都在做民盟的工作，周恩来对民盟强调，参加国大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的帮凶；蒋介石为了争取民盟参加，宣布大会延期三天召开。民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与中共站在一起，郑重宣布不参加会议，不承认伪宪法，并将参加大会的民社党开除出盟。

在南京谈判期间，民盟与中共紧密配合，默契互动。和谈失败后，中共代表团被迫从梅园新村撤退，撤退前把梅园新村30号及其财产清册都交给了民盟代管，民盟总部迁入梅园新村30号。

3、党盟交叉，很多进步青年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影响下加入民盟的。

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交叉体现了民盟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在民盟的历史上，一部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帮助民盟开展活动，还担任了民盟的领导职务，他们为推动民盟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员杨明轩在1942

年与杜斌丞共同筹建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中共党员胡愈之于抗战胜利后在新加坡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还有楚图南、周新民等等，都是中共。楚图南、胡愈之、杨明轩后来成为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据《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支部简史》记载曾担任民盟南京市支部主任秘书的罗任一、地下时期南京民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叶雨苍都是地下中共党员。

周新民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年代中期，在上海协助沈钧儒筹建了上海各界救国会，以后又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于1942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盟中央委员，在民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民盟南京市委的老领导、地下时期的老盟员周维迅就是由周新民介绍加入民盟的，周老回忆说，“那时候，我的思想受英美资本主义影响较大，崇拜英美式的议会制度，但是我也明白，渴望英美制度的民主主义者们，在中国是不会产生决定力量的，中国需要用武装推翻。我对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取得胜利深表怀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要想把中国的社会推向前进，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是非推翻不可的，因为国民党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是背道而驰的。周新民这个人，我感觉很忠厚，待人很好。他建议我说，你还是参加民盟吧，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你一个人的奋斗都是有限的，在他的说服下，我加入了民盟”。在解放初期整理的《南京市盟员名册》中，笔者看到，像陈仁炳、欧阳执无、王气钟、陈敏之等一些民盟名人，其入盟介绍人一栏里都填写着周新民。

中共党员由党指派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党派，有利于宣传中共的政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发挥骨干作用。但他们一般在解放前都不公开其党员背景，仅以盟员身份出现。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具有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双重身份的烈士有20多位。

4、在比较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后，民盟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民盟成员大多数是旧中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本来对中共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但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了国民党对外不抵抗，对内搞独裁，发动内战，实施法西斯暴行，制造一系列血案；而中国共产党则事事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一直致力于民主与和平运动。他们是在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协作，并肩作战，在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分裂作斗争中，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洗礼，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在实践中，得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以闻一多为例。他原是新月派诗人，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进步学生团体请他作导师，他不肯答应，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边，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他在一个中学演讲时曾大声疾呼：中国到处都是黑暗，只有一个地方是光明的，那就是延安。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高声呼喊：“这里有没有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