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练习题二

案例分析题

1.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的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日前的一次访问中，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最近‘两高’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将教师和医生收回扣纳入商业贿赂。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领域都可以腐败，就是两个领域不可以，一是教师，二是大夫。这两个群体通常被认为代表了社会的良心。遗憾的是，这两个群体现在也开始堕落了。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社会环境，尤其是官员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官员的角色特别重要，他们引导着社会的走向。这种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和医疗领域。”

以前在研究中对腐败问题比较乐观的俞可平，现在面对腐败的严峻形势开始重新思考。相较于对民主话题的探讨，他更急迫地希望让人们走出反腐败的权力监督误区。

俞可平特别指出，目前学界和媒体一谈反腐败就归结到权力监督上，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实事求是讲，权力监督这些年党和国家已经足够重视了，监督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增设了很多，机构也纷纷升格，一系列的监督制度陆续出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规定得这么多这么細，连公费招待‘四菜一汤’都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惩罚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杀了和关了多少腐败官员？对廉洁官员的奖励也不少，反腐倡廉教育更是年年讲、月月讲，甚至日日讲。做了这么多，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为什么腐败还这样严重？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我认为在反腐败问题我们需要一些突破。包括观念的突破和制度的突破。”

俞可平认为官员待遇已经足够好，但是贪官依然照贪，而且案值越来越吓人。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官员贪腐原因很多，一些人是本性就贪，贪一点是一点，但这样的贪官其实极少。贪官的另外两个出口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情妇，二是子女。据权威媒体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都有情妇。准确地说，不应当叫“情妇”，应当叫‘二奶’‘三奶’什么的，他们之间无情可言，是赤裸裸的权色交易，这些“情妇”图的不是情而是钱。另外，一些贪官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还给他们买房买车，需要大笔的钱。”

因此，俞可平指出，“反腐败只强调权力监督，这样走下去，效果很有限。应当在完善权力监督的同时，跳出权力监督来寻求突破，像中央强调的那样，反腐倡廉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从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约、干部的责任制和政务透明等入手”。

在前不久结束的辽宁省以及国家公务员考试过程中，都出现了大批报名者蜂拥而至的情况，人们对公务员这个职业的追捧，也在另外一个层面说明了我们进一步提高反腐败工作的难度和未来将要面对的复杂的局面。因此，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现实中，你对我国反腐倡廉的工作效果怎样看待？在新时期新问题不断出现的今天，你对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何建议和意见。

2.经济观点的冲击

之一：经济适用房到底该不该建

日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云南大学举行了一场演讲。演讲中，茅于轼再度提出之前被网友拍砖的观点：经济适用房只有毛病没有好处，“政府没有义务满足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

根据茅于轼的理论，所有的交换都是商品由低价值的地方转向高价值的地方，这其中交换双方都创造价值，而交换价格就应该处于这高价值和低价值之间。茅于轼说，一套成本50万元的房子，买房的人出价一定高于此，高出的部分就是开发商创造的财富；在买房人心中，这套房子的价值肯定高于所出价钱，否则他干吗要买，这样一来他也创造了财富。而经济适用房却是将成本50万元的房子以30万元的价钱卖出去，这种交换只会减少社会财富。而计划分配的经济适用房在消灭了财富的同时，却也得不到公平，茅于轼说。“中国社会那些有了30万的人，其实并不是最困难的人。真正最困难的人其实并没有得到经济适用房的优惠。”香港、新加坡虽然也有经济适用房，但那些社会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已经是最穷的人，因为人家没有农民。茅于轼表示，机会均等并不是公平，真正的公平应该是给最穷的人帮助，剥削最富的人一点。

至于频频被“拍板砖”，茅于轼说，“经济适用房既没效率又不公平，只有毛病没有好处。有很多人反对我这么说，因为他们想买经济适用房。但是，政府没有义务满足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政府的义务只是让大家有房住。所以，廉租房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建议年轻人暂时先不要买房。”

之二：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有人直接向茅于轼提出，他一直标榜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其实是两头讨好。茅于轼对此的回答是，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社会上为富人办事的多、为富人说话的少；而面对穷人则是反过来，说话的多、真正办事的少——因为为穷人说话总是对的，为富人说话就要挨骂；帮富人办事有钱拿，帮穷人办事则没钱拿。茅于轼说，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至于之前他在广州说个税起征点应在8000元以上观点，茅于轼解释，1982

年开征个税时起征点是800元，那时平均工资不足100元，而现在平均工资在1000元左右，乘以8倍就是8000元。茅于轼表示，现在我国的个税只占全部税收的7%，这是很不合理的。其实大家天天都在交税，电话费、电费、购物等等其中都含有税收，这些才是占了总税收90%的大头。将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个税比例上升，占

到全部税收的一半，同时降低其他税收。让高收入的人多纳税，这样就能缩小贫富差距。

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茅于轼对中国的走向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大概1到2年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期间GDP肯定会下滑，但保GDP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政府更应该做的是保就业。茅于轼表示，如果政府拉动内需的那4万亿只是用来搞项目，那么项目完了怎么办？真正能够持久拉动内需的还是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

以上文字中提到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于中国目前的一些经济热点问题的个人看法，请针对案例中的观点和热点问题，谈一谈你的想法和建议。

3.20世纪90年代的洪灾与外部效应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多次受到洪灾的困扰。1991年和1994年发生了华北水灾，1995年南北水患，1996年的洪灾使广东、广西损失惨重。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灾更是令人记忆犹新，据统计，这次洪灾共有2.6亿人口受灾，1380多万人口失去家园，215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经济损失估计近2000亿元。

林业专家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水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流域上游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滥砍滥伐和毁林开垦使森林植被，尤其是天然林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导致水土大量流失，泥沙含量增大，江河河道湖泊缩小变浅，调蓄和泻洪能力大大减弱，这是洪灾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地表植被受破坏导致气候条件恶化，也是灾害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参与森林砍伐者既有国营林场，也有林区的群众，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森林并非他们的私有财产，滥砍滥伐所导致的水灾损失不是（至少不是全部）由他们承担。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水灾的损失是滥砍滥伐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即外部效应。由于行为人不必承担这一成本，因而其私人边际成本就低于社会边际成本，从而导致该行为的过度供给，即过度砍伐。

外部效应问题可以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也可以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加以解决。但是涉及的人数众多时，产权界定的高昂成本会使其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也许还是积极的政府干预。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公共管制、税收、罚款、财政补贴、经济一体化、法律手段等。水灾之后，痛定思痛，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封山育林、严惩滥砍滥伐的建议。政府通过各种行政、经济和法律措施，已决定并开始在长江、黄河上游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大批林业工人将由伐木转为植树护林，原来被过度开垦的牧场和农田将被重新植树种草，遭受严重侵害的生态环境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思考题：

（1）为什么外部效应会导致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