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与潘恩——为自由而战的叛徒

柏克与潘恩——为自由而战的叛徒

十八世纪，英国有两个了不起的人物：柏克和潘恩。他们是自由的拓荒者，也是自由的保守人，他们彼此还为自由口诛笔伐，然而他们都是祖国的叛徒，是为自由而不断奋战的自由战士。

十八世纪，英国有两个党派：托利党和辉格党。托利党又叫保守党，辉格党又叫自由党。作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柏克是个“老辉格党人”，意即“老自由派”。他做英国议员的时候，力主改革，不断与王权争自由，以改革者的角色自居。《自由与传统》一书的《英文版导言》对柏克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我发现了这样几个词：“辩护”、“痛斥”、“战斗”。比起他那些掷地有声的思想，这些铿锵有力的行动毫不逊色。他是一个行动着的思想家，一个担负起时代责任、为自由而战的“精神界战士”。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蛮横的税收政策激起北美殖民地民众的不满，发生倾茶事件，后来引发战争。作为英国人的柏克没有站在自己祖国一边，而是站在北美殖民地一边，因为他反对英王“专横的权力”。北美殖民地民众是在与这“专横的权力”争自由。在自由与专制之间，柏克选择站在自由一边。这对长久深受民族主义思想熏染的中国人来说，柏克简直是叛徒，甚至是汉奸、卖国贼。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法国爆发大革命。英国王权显然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作为改革者与自由派的柏克对大革命的态度竟与王权一致，也将之视为洪水猛兽。

首先，他认为国家应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传统风习和法律之上。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不是建立在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上，而是来自启蒙思想家们的抽象理论。思想家们推演出人权理论，政客们拿这套理论作为标尺，不符合标尺的就推上断头台。例如，按照基本人权，国王都是篡权者，应被处死，连同妻儿、随臣。他们不是拿理性去指导现实，而是把现实整个打碎，把传统彻底摧毁，然后在废墟上将现实按照他们的理想蓝图重构。这种重构是通过无原则的掠夺、无度的暴力和无处不在的恐怖来实现的。大革命想通过嗜血的断头台来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无菌国度。可是这种乌托邦理想和不择手段的狂野行径只能通往奴役之路。他甚至预言了拿破仑式人物的出现。

柏克简直是先知般的思想家。后来二十世纪历史更是惨痛地证明：任何绝对平等、共同富裕之类的乌托邦最后只能以绝对奴役、共同遭殃的极权主义告终。任何想把人间建成天堂的幻想最后都把人间变成了地狱。天堂永远在人间之外。同理，任何一个所谓的“伟大领袖”想扮演上帝的角色，然后将人间重构，最后只能导致疯狂与灾难。拿破仑是第一个极权领袖。

其次，他认为大革命把人命当成政治理论的试验品。“对人的考虑，丝毫不比对在真空筒或毒气罐中的老鼠考虑得多。”

革命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现在把人命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这在根本上是背叛革命初衷的。如果目的是正义的，而达成目的的手段是非正义的，那么目的的正义性也就流失了。好事一定要通过好的方式来做。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一次对话中认为，人的最高价值是尊严。而且这种价值是无价的，任何东西都不可拿来交换。而史怀泽又提出“敬畏生命”的观点，于是把人不当人成了世间最大的罪恶。

第三，法国大革命虽然高歌自由、人权，但蔑视财产权。“以掠夺上层阶级来腐蚀人民，以掠夺富人作为贿赂方式，到处招募穷人。”

须知，财产权是人权的重要部分，是自由的根基。一个被彻底剥夺财产权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自己的饭碗握在掌权者手中，人只好要么饿死要么成为摇尾乞怜的叭儿狗。

第四，大革命废除基督教信仰，不承认上帝作为世界道德的统治者。整个社会的道德失去根基。柏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独裁者们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的，他们知道，谁畏惧上帝，谁就对别的东西无所畏惧。于是，他们就把那种唯一能够产生真正勇气的畏惧从头脑中斩草除根。”

柏克认为，这场革命其实是一场以自由之名毁灭自由的革命，从而造就了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柏克说，权力过分集中、强大的国家是危险的。它导致民间空间被挤压，民间力量萎缩。这意味着监督权力的力量的萎缩，个人自由缩水。柏克提倡小政府、大民间、自由市场、自由个人的政治形态。

由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立场，柏克由一个改革者和自由派变成了法国人口诛笔伐的保守派和王权捍卫者。于是，柏克便从当代中国人眼中的“卖国贼”变成了法国人眼中的“爱国王贼”。然而，柏克真的是在捍卫法国的王权及旧制度吗？

不是，柏克批判法国大革命，也批判法国的王权及旧制度。正如批判大革命一样，柏克也是从统治权过分强大、过度延伸的角度来批判旧制度：“法国君主制度的首要恶习是想要统治一切的无休无止的欲望。权威之手时时可见，处处可见，因此，对所有的国内事务，政府无不插手；随着这种官方干预越来越普遍，我可以说，凡是始于不正当的权力的事情，概莫能外地以不屑一顾的蠢行告终。”

表面上看，柏克似乎没有原则，首鼠两端，犹如一只善变的变色龙。其实他的原则很简单：捍卫自由，开拓自由。正如刘军宁所说的，他是自由派，也是保守派，他的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无论英国、美国还是法国，他从不以国别看待问题，也不以进步与保守作为行动指南，他始终以自由为标尺，并以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他不会因为走得太远、太快而忘了行走的初衷——自由。不管是改革还是保守，都是为了自由，改革是为了拓展自由，保守是为了保守自由。柏克对北美洲革命的态度是开拓性的，因为北美洲革命是为了摆脱英王专制权力的控制；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保守性的，因为法国大革命将要建立一个极权统治的社会。在自由与专制之间，他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朱学勤在《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一文中这样评价潘恩：“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

1737年1月29日，托马斯·潘恩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一个穷苦的胸衣匠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只上过中学，曾相继当过店员、胸衣匠、教员和税吏，屡遭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他两度结婚，结局都很悲惨：一次悼亡，一次离异。在《常识》发表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姓写成“Pain”(“痛苦”)，以示对英国社会的抗议。

1774年他组织了一次下级税吏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愿。请愿失败后，潘思因有“反政府”思想被政府解雇。这年10月，他离开了日益仇恨的英国，流亡北美。

潘恩来到北美殖民地，殖民地民众反英斗争正风起云涌。但是，当时的北美人并没有想到独立。据朱学勤介绍：“‘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看法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中都很普遍。可是战争却在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地进行着，因此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