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升与古登堡为何无法对话

毕昇与古登堡为何无法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李瑞娜

11世纪中叶，北宋平民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

1450年，德意志人古登堡发明哥特体拉丁文金属活字印刷术。

众所周知，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古登堡要早上约四百年时间。然而，毕昇的影响力却不可与古登堡同日而语。毕昇使中国有了得以方便传播的书籍，而古登堡则推动了文艺复兴；毕昇使亚欧等国了解了一项经济实用的技艺，而古登堡则推动了近代化的工业革命……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位印刷术史上的巨人无法平等对话？下面，请允许我列出以下几点愚见。

第一、二人活字印刷技术本身就已经分出了高下。

意大利学者潘奇罗利曾说：“中国印刷术古旧，而在美因茨看到的则是现代技术。”毕昇的活字为胶泥所制，不方便保存，也不方便连续使用。虽然后来也出现了木活字和金属活字，但一个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那就是，依然依赖人为手工印刷。而古登堡的金属印刷术则不同，它从诞生开始，就已经使用机器印刷，将人的双手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单单“机器”二字，就已经让古登堡占足了上风。“活字印刷术被证实是一种真正的可供操作的装置，古登堡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为此他调动了各个行业的技能——尽管它们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并且还懂得将它们以有效的方式结合起来。”1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所提升的生产力是毕昇的百倍乃至千倍。尤其是毕昇所创之法在中国并未被后世所完善，木活1《中国与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韩琦、【意】米盖拉著，商务印书馆，北京，2008年12月第一版，《印刷术与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罗伯斯特，页144。

字和泥活字到19世纪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即使到晚清时期西方石印技术传入，也没有改变手工印刷的状况。

第二、东西方文字系统本身的差异。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方块字一直被公认为世界最难以书写的文字之一，而且，汉字是世界上人口运用最多的文字，但充当世界语言的依然是较为简易的英语，这也是我国建国初期一些激进分子要求废除汉字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汉字乃表意文字，存在大量的同音异义字，活字制作起来程序复杂，耗时较长，所印书籍没有足够的时间送达到传播地。而拉丁文为表音文字，每个单词来来回回反复使用的无非是26个字母，“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古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版印刷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2这样，古登堡的哥特体拉丁文金属活字印刷术就更容易缩短书籍的刊印时间，印刷技术也更容易被别人接受和采用。而中国，因为方块字的笔画过多和难以书写，就失去了这一传播技术的良机。

第三、传播与出版本身的诉求。

首先从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范围来看：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是但凭一己之力所完成，社会参与度和知名度都很低。而且，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透露，毕昇的发明最终成为沈括子侄的收藏，只在同姓家族或者亲密朋友等小圈子内传播。这大概也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长期受家族制度熏陶的中国人往往将认为好的东西当做传家宝或祖传秘方，只愿在家族内世代流传而杜绝外人得到或得知。这就大大局限了活字印刷术的传播范围。而西方的古登堡的发明则全然不是这般命运。古登堡是在金融家的支持下，与多位合作者完成的机器金属活字印刷术，并签订了合作协约，使得印刷术的秘密从开始就没有掌握在古登堡一人手中。因此，这项技术一诞生就由多人一同向外辐射。为与其他印刷者竞争，古登堡个人也采用

2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页186.

开源的模式，培训更多印刷工，让自己的发明和产业在整个德国和全欧洲传播开来。此后各种印刷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大大促进了技术的传播进程，也推动了现代化的工业革命。

其次，从印刷品的流通欲望与范围来看：活字印刷出现于10——11世纪，当时北宋政府发行贩卖盐、茶的许可证，后来又发行房契和地契，为防止官员多印私卖，因此，在毕昇基础上发展的木活字便大规模应用于印刷官方契约3。后来，尽管活字印刷术也应用于刊印书籍，也大都局限于《佛经》，儒家的《经》、《史》、《子》、《集》以及官方文献。阅读者也大多是识字的上层人士。尽管科举考试之后，读书人进一步增多，但印刷品往往局限于科举范围之内，而且不识字的人依然很多，例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作为世界另一半的女性自古就被排斥在才识之外。而西方则不是这番光景。随着传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开展，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几乎和《圣经》互为支撑。我们谁也不知道《圣经》到底为何人所作，但我们能够看到发行者的名字：古登堡。宗教改革的先驱和领袖马丁·路德在《一个基督教徒的自由》中主张人们平等的享有与上帝直接对话的权利。“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厨房桌上，而且用的都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4这种基本上人手一本《圣经》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印刷品的流通范围，使平民也可以接触到这项发明所承载的思想解放运动。更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不仅有2000年历史的字母书写系统，而且有相当丰厚的手稿传统。这意味着有许多重要的文本等待印刷出版。”5传播与出版本身的需要促使着印刷术的诞生和发展。

第四、书籍的潜在市场。

魏晋时期，《晋书·文苑·左思传》载：“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一“洛阳纸贵”的典故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图书的流通与交易活动。

3马端临《文献通考》（1309），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十九，上册，页187.

4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页49.

5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页187

唐代中后期，图书贸易的对象开始由手抄本扩展到印本书，而且后者所占比例逐渐增大。五代刻印的《九经》已公开出售，图书有了一定的市场价格。宋代以后，我国图书贸易开始有了更为辉煌的发展。宋立国时，国子监所藏经版不到4000块，至景德二年（1005年），短短45年的时间，藏版已有10万多块。而且，宋代国子监设立书库官，负责刻书和售书。书坊既是刻版印刷的作坊，又是书店，所以作坊又有“书肆”、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等称谓。自隋唐五代成长以来以后，书坊的发展更是如日中天，并于南宋时进入兴盛期，明代时进入成熟期。我国古代的三大出版机构中，政府官刻和民间家刻通常不以盈利为主，只有民间坊刻真正参与到市场中来，进而推动宋、元、明、清的图书市场相对繁荣发展。譬如，北宋东京相国寺书市，殿后专售书籍、图画等。建阳书坊林立。南宋学者熊禾在为重修的同文书院所作的《上梁文》中，有“书籍高丽日本通”等句，说明当时书籍已经远销海外。明清时期图书比过去大进一步。通俗小说和说唱词话的刊印加大了书籍的流通速度和覆盖人群。图书市场逐渐完善，经营手段也逐渐多样，形成较为成熟的发售网络，覆盖面日益扩大，竞争日益激烈。

然而，这些远不能及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和市场机制。在西方，书店与印刷所越来越专门化，而我国则不然。“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和市场机制（供给与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解释了不久后人们在生意中和印刷所与书店的地理分布上所观察到的专门化，另外还解释了成为这一领域特色的产品革新的进程。在这些方面，中国与欧洲或西方的模式之间似乎有根本区别，至少一直到19世纪都是如此。最后，显然不用说在15世纪出现的将媒体作为商品来界定在当今已经达到了实际上是无穷的规模。”6

第五、对科技的重视程度。

6巴比耶: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教授，又任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中国与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韩琦、【意】米盖拉著，商务印书馆，北京，2008年12月第一版，前言，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