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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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
( &ZD )作者简介:李翔海( —
),男,湖北荆门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年第 期总第 期 齐鲁学刊Q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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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李翔海
(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 )
摘 要: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 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传统;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X ( )
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一个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性事件。与此相关联,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近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值此五四新文化运动 周年之际,本文拟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以就教于学界方家与同道。
一
首先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如所周知,早在 世纪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等就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盘反传统[ ](P )。此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的讨论,一些论者通过对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重要代表人物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之相关主张的具体分析,对以林毓生先生为代表的上述论断提出了
质疑[ ]。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似还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予以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仔细的分析不难发现,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者中,他们所列举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均是属身于自由主义西化派或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这就涉及到了以往长期的研究中的一个近乎于“日用而不知”的基本观念:就思想流派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涵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和自由主义西化派,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则无与于其间。而之所以如此“约定俗成”的一个基本理由,又在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把文化保守主义看作是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的代名词,而在不知不觉中将之归结为是以“反帝、反封建”为旨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问题在于:这样的认知究竟是否合理?具体而言,这一问题又直接牵涉到两个方面:其一,将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排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究竟是否合理?其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究竟是否可以归结为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以下我们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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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反封建的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特征,但由于这两方面都是偏重于“推翻一个旧世界”的一面,因而如果仅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于此,则必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建设性的面相注重不够。事实上,无论是就中国社会而言,还是就中国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亦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德、赛二先生中就可以明显地见出。如所周知,民主、科学是源起于西方的人类现代文化的两面旗帜。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它在“推翻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亦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基本取向。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出现的,其明确的目标也正是要用民主取缔专制、以科学消除愚昧,以建设一个以民主、文明、富强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因而,推进中国社会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实际所指。因此,在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时,笔者曾把力图走向现代化、追求现代性看作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 ]。
再来看看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如果其基本价值取向真是反现代化的,那么将它归结为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无疑就是合理的。对于这一问题,尽管以前曾经有过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但时至今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早在上个世纪 年代,在谈到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主流的现代新儒家时,方克立先生就曾经指出:“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方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不同意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同中国现代化完全逆向的精神力量,甚至认为他是‘反现代化’的观点。我认为上述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 ]。的确,自从 世纪 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现代新儒家就是真心希望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接纳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作为这一学派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就已经明确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 ](P )。到 世纪中期,现代新儒家更是把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发展出民主、科学作为现代新儒学的时代使命,提出了道统、政统与学统“三统并建”以开显出民主、科学“新外王”的主张[ ]。无论其相关主张是否合理、可行,现代新儒家力图接纳民主、科学之现代精神的真诚与热切应当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一样,以现代新儒家为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主张实现现代化而非是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的。当然,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的,现代新儒家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又是与其他两大思潮不同的。相对于其直接理论对立面的自由主义西化派而言,现代新儒家不仅鲜明地反对早期的西化派以抛弃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而且明确强调:只有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保守”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通过内在转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与另两者的差别,不在于一者主张走向现代化而一者反对现代化,而是在都认同于“现代化”的前提下,表现为对于现代化具体道路选择的不同。既如此,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将发端于五四时期并以追求现代化为理想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摒除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之外?
肯定了以现代新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同样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就在基本的思想格局上排除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为是“全盘反传统”的可能性。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的确出现过彻底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极端主张,但不仅这种主张并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明确反对这种主张、强调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也是内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来有自的传统。因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为是“全盘反传统”在整体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
接下来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真的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之所以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所周知,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程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本来紧闭的国门而被迫起步的。在这一过程中,自古以来一直处于周边文化之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仅遭遇到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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