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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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行政管理学》（第二版），夏书章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２】《管理学》，谭力文等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１－
完善和逐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 共职责的监督机制。这包括优化人大代表结构，尤其是人大常委的 结构，增加专家型专职人大常委。要逐步减少人民代表中的政府官 员比例，最终改变政府的自我评价，自我监督的体制弊端，从制度 上监督保证公共服务型政府。
加快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为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奠定财务基 础。严格各级财政的预，决算制度，严格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财 政的审议和批准，保证财政制度的公共服务目标。
一、我国政府改革的实践过程（1950-80 年代） （１）第一个恶性循环（１９５６—— —１９６５） 在 １９５６ 年以前，中国的政府体制基本上处于形成阶段。其间， 曾经先后有 １９５１ 年，１９５４ 年两次政府精简，但是由于盲目的照搬 前苏联模式，至 ５０ 年代中叶，政府体制不断呈现集中化管理和集 权化倾向。这种趋向具体表现为：第一，按产品设置结构，过分强调 部门的条条管理，造成部门林立，机构膨胀。１９５６ 年国务院设置的 ８１ 个机构中，经济部门有 ４０ 多个，其中大部分是经济专业部门， 直接管理工业企业的就有 １８ 个。第二，权利过分集中，管的过多过 死。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中央支配的财力偏高，地方财力过小；在 政企关系上，企业的自主权太小，成为行政的附属物。权力的过分 集中限制了企业和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造成机构，人员 的膨胀和效率的底下。 （２）第二个恶性循环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断了改进政府体制的尝试，带来的是 体制的混乱。尽管这期间曾经大幅度下放权力，裁并机构，下放人 员，如 １９７０ 年国务院工作部门裁并为 ３２ 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 点，但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政府体制处于无序的状态。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各项工作逐步 走上正轨。为了加强管理，国务院增设了许多机构，到 １９８１ 年低国 务院工作机构达 １００ 个，为建国以来机构数量的最高峰，同时中央 直属企业也增加到 ２６８０ 个。 从 １９６６ 年到 １９８１ 年是中国政府体制发展极不正常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各种关系或被中断，或被扭曲，整个体制一片混乱。 （３）第三个恶性循环 随着政治的安定，经济的恢复，政府改革的任务显得越来越突 出，因为改革开放需要理顺各种关系，需要高效的管理。从 １９８２ 年 开始，以国务院为起点，从上至下开始了一场较大规模持续 ３ 年之 久的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最大特点是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在转变 职能，理顺关系方面进行了探索。在精简经济管理部门的同时，充 实和加强了综合协调，统计监督，立法职能部门。在领导班子方面， 规定了各部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进行了干部 的“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改革。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 院工作部门由 １００ 个减少为 ６１ 个；省级政府工作部门从 ５０ 个减 为 ３０ 个；县级政府部门从 ４０ 多个减到 ２５ 个。在人员编制方面，国 务院各部门从 ５．１ 万人减为 ３ 万人，省级党政机关从 １８ 万人减为 １２ 万人，市县机关人员减约 ２０％ 。 １９８２ 年的这次机构改革实质上仍然无法摆脱旧体制的框架， 依旧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中绕圈子。机构只是单纯的数量裁并， 没有真正的界定职能，因而在改革不久再度出现膨胀的趋势。 二、我国政府改革的经验启发 纵观 ５０ 年代以来的政府机构调整以及 ８０ 年代的政府改革，
改革纵横
政治
浅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探索
李奇峰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机构一直处在不断地调整之中。在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和解决问题，在探索中成 长。
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成长 作者简介：李奇峰（1986— ），男，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加强政务公开。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社会，老百姓。只有建 立公开，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的公共服务置于社会和老百姓的 监督之下。在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中，应当逐步提高决策过程 的透明度。要抓紧建立政府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的社 会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政策听 证制度。
现在中国正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建设时期，中国政府也 开始了新一次的政府体制改革。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新时期改革 不同于以往，当今我国政府要真正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 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相关措施。从我国自身的经验和实际来看： 在国家相关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根据我国市 场化改革进程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的客观要求，应当在相关立法 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定位。
政府改革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加强改革制度化保障是 我国改革的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长期的人治的传统，淡漠的法制 意识，使许多制度或者形同虚设或者随意废弃，不仅不能巩固取得 的成果，而且也会削弱政府的权威性。
政府改革的核心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我国几次的政府改 革虽然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人的积极性的发挥，但是这些改革在 发挥人的积极性方面都显得时效过短，后劲不足，体制的优势没有 发挥出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如何利用改革调 动人的因素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政府改革本身是一个利益调整，利益格局重构的过程。这在
８０ 年代的改革过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政府内部的横向纵向机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利益日益主体化，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和 权力的得失会影响这些机构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 一定要从全局考虑，局部着眼，在保障全局利益的同时，要Baidu Nhomakorabea顾地 区，部门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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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逐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 共职责的监督机制。这包括优化人大代表结构，尤其是人大常委的 结构，增加专家型专职人大常委。要逐步减少人民代表中的政府官 员比例，最终改变政府的自我评价，自我监督的体制弊端，从制度 上监督保证公共服务型政府。
加快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为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奠定财务基 础。严格各级财政的预，决算制度，严格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财 政的审议和批准，保证财政制度的公共服务目标。
一、我国政府改革的实践过程（1950-80 年代） （１）第一个恶性循环（１９５６—— —１９６５） 在 １９５６ 年以前，中国的政府体制基本上处于形成阶段。其间， 曾经先后有 １９５１ 年，１９５４ 年两次政府精简，但是由于盲目的照搬 前苏联模式，至 ５０ 年代中叶，政府体制不断呈现集中化管理和集 权化倾向。这种趋向具体表现为：第一，按产品设置结构，过分强调 部门的条条管理，造成部门林立，机构膨胀。１９５６ 年国务院设置的 ８１ 个机构中，经济部门有 ４０ 多个，其中大部分是经济专业部门， 直接管理工业企业的就有 １８ 个。第二，权利过分集中，管的过多过 死。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中央支配的财力偏高，地方财力过小；在 政企关系上，企业的自主权太小，成为行政的附属物。权力的过分 集中限制了企业和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造成机构，人员 的膨胀和效率的底下。 （２）第二个恶性循环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断了改进政府体制的尝试，带来的是 体制的混乱。尽管这期间曾经大幅度下放权力，裁并机构，下放人 员，如 １９７０ 年国务院工作部门裁并为 ３２ 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 点，但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政府体制处于无序的状态。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各项工作逐步 走上正轨。为了加强管理，国务院增设了许多机构，到 １９８１ 年低国 务院工作机构达 １００ 个，为建国以来机构数量的最高峰，同时中央 直属企业也增加到 ２６８０ 个。 从 １９６６ 年到 １９８１ 年是中国政府体制发展极不正常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各种关系或被中断，或被扭曲，整个体制一片混乱。 （３）第三个恶性循环 随着政治的安定，经济的恢复，政府改革的任务显得越来越突 出，因为改革开放需要理顺各种关系，需要高效的管理。从 １９８２ 年 开始，以国务院为起点，从上至下开始了一场较大规模持续 ３ 年之 久的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最大特点是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在转变 职能，理顺关系方面进行了探索。在精简经济管理部门的同时，充 实和加强了综合协调，统计监督，立法职能部门。在领导班子方面， 规定了各部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进行了干部 的“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改革。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 院工作部门由 １００ 个减少为 ６１ 个；省级政府工作部门从 ５０ 个减 为 ３０ 个；县级政府部门从 ４０ 多个减到 ２５ 个。在人员编制方面，国 务院各部门从 ５．１ 万人减为 ３ 万人，省级党政机关从 １８ 万人减为 １２ 万人，市县机关人员减约 ２０％ 。 １９８２ 年的这次机构改革实质上仍然无法摆脱旧体制的框架， 依旧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中绕圈子。机构只是单纯的数量裁并， 没有真正的界定职能，因而在改革不久再度出现膨胀的趋势。 二、我国政府改革的经验启发 纵观 ５０ 年代以来的政府机构调整以及 ８０ 年代的政府改革，
改革纵横
政治
浅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探索
李奇峰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机构一直处在不断地调整之中。在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和解决问题，在探索中成 长。
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成长 作者简介：李奇峰（1986— ），男，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加强政务公开。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社会，老百姓。只有建 立公开，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的公共服务置于社会和老百姓的 监督之下。在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中，应当逐步提高决策过程 的透明度。要抓紧建立政府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的社 会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政策听 证制度。
现在中国正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建设时期，中国政府也 开始了新一次的政府体制改革。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新时期改革 不同于以往，当今我国政府要真正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 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相关措施。从我国自身的经验和实际来看： 在国家相关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根据我国市 场化改革进程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的客观要求，应当在相关立法 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定位。
政府改革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加强改革制度化保障是 我国改革的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长期的人治的传统，淡漠的法制 意识，使许多制度或者形同虚设或者随意废弃，不仅不能巩固取得 的成果，而且也会削弱政府的权威性。
政府改革的核心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我国几次的政府改 革虽然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人的积极性的发挥，但是这些改革在 发挥人的积极性方面都显得时效过短，后劲不足，体制的优势没有 发挥出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如何利用改革调 动人的因素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政府改革本身是一个利益调整，利益格局重构的过程。这在
８０ 年代的改革过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政府内部的横向纵向机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利益日益主体化，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和 权力的得失会影响这些机构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 一定要从全局考虑，局部着眼，在保障全局利益的同时，要Baidu Nhomakorabea顾地 区，部门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