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生平及主要作品介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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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群,叫傩送。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先傩送一步托媒人提了亲。兄弟两人都决定把话挑明了,于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诉了弟弟,说这爱是两年前就已经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且告诉哥哥,他爱翠翠是两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着实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爷爷自然是晓得孙女的心事,却让她自己做主。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弟弟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二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忘不了儿子死的原因,所以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老船夫操心着孙女的心事,后终于耐不住去问,傩送却因天保的死十分责怪自己,很内疚,便自己下桃源去了。船总顺顺也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毕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
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长河》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第一章《人与地》,就是写三十年来沿河居民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大略情形。这里盛产橘柚,陌生人路过橘园,若要买,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卖。“入境问俗”,“不卖”和“不许吃”却是两回事,你尽管摘来吃好了:“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样的开篇,先写仲夏橘子开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随处堆积,如一堆堆火焰;再写让路人管饱吃橘子却不收分文,如此笔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沈从文又在写他拿手的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像《边城》里,过渡人如果抓一把铜钱掷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着塞回那人手里。不过这一次,沈从文却想在淳朴的风俗之外,关注另外的问题。所以他紧接着就写,“到把橘子吃饱时,自然同时也明白了‘只许吃不肯卖’的另外一个理由。”原来是橘子太多,不值钱,不好卖。“出橘子地方反买不出橘子,实在说原来是卖不出橘子。有时出产太多,沿河发生了战事,装运不便,又不会用它酿酒,较小不中吃,连小码头都运不去,摘下树后成堆的听它烂掉,也极平常。”战乱影响了橘子的外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写这地方的人事。从屈原放逐到此写出《橘颂》两千年来,虽然多少有些改变,却依然不过是随着季节轮换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但是这些年,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现代”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呢?从人来看,譬如说,谁家的孩子上进,读书好,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色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点“现代文化资本”的儿子来。这
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总体的“现代”进程中,“现代文化资本”令人生畏起敬的优越性,时时处处可以找到佐证。时光进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从他的诗篇里能够感受到四季轮转、
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的优秀诗人海子,广大贫瘠的乡村找到了他的歌手;可是,你也许想像不到,“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
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教师。” “现代”的权威,从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儿子呢,“儿子自以为已
受新教育,对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认为腐败琐碎,在老人面前
常常作‘得了够了’摇头神气。
……到后在本校或县里作了小学教员,升了校长,或又作了教育局的
科员,县党部委员,收入虽不比一个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点‘官’气,”一来二去,就成了“当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
想又新,当然就要‘革命’。”“革命”不出两个公式:一是与有“思想”、又“摩登”、懂“爱情”的新女性发生恋爱或婚姻,是谓家庭革命;二是
回乡来要改造社会,于是作代表,办学会,印报纸,发议论……到后梦想
的“大时代”终于到来,却压力过猛,末了不出两途,或逃亡,或被杀。
沈从文特别注意到妇女的生活情形。本地女孩子的情感教育,不外是
听老年人说《二度梅》、《天雨花》等才子佳人弹词故事,七仙女下凡尘
等神话传说,二八月唱土地戏谢神还愿,戏文中又多的是烈士佳人故事;
下河洗菜淘米,上山砍柴打草,容易受年青野孩子歌声引诱。幻想虽多,
多数人还是本本分分嫁人过日子。出了不合规矩的事,性格强的,就会像《边城》里翠翠母亲那样自杀;不幸遇到亲族中有人辈分大,势力强,读
了几本“子曰”,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开,就会纠集人捆了女子去“沉潭”。但这里大多数人不读“子曰”,也就不过问这种事。现在女子中也
有了读书人,
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
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
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
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
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
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
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