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潜书》所载张献忠史实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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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成摘 要：张献忠事迹，史书记载和民间流传向来广为人知。清初思想家唐甄《潜书》对张献忠杀人诸事的记载与评说，对明朝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用人无方的批评，都是张献忠研究的重要材

料。学术界对张献忠的研究虽然已经很深入，但几乎都忽略了《潜书》这一重要的著作。唐甄作为

跨越明清两代的文人，作为四川人，遭遇过张献忠对其家乡的侵扰。他在著述中的记载，皆可印证

张献忠的队伍之所为；他对明王朝和张献忠、李自成的评价，皆是对历史兴衰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张献忠；《潜书》；屠蜀；

唐甄《潜书》

所载张献忠史实考辨

张献忠剿四川的历史故事在四川民间广为流

传，明清之际川人记述和各类史书的记载也颇为丰

富。近四十年来，学术界对张献忠史实的认识和研

究越来越科学客观，越来越多的新史料被发现并运

用于研究之中。四川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发掘张献

忠战事宝藏的消息，自清朝以来，不绝于书。但2017

年以来考古专家对彭山县江口镇的发掘成果逐渐披

露，尤其是“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

址考古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出，却真正震惊

了世人。目前，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出水文物已达

4万件之多，惜尚未见到考古发掘报告。这一重大考

古发现已经在学术界掀起一股新的研究热潮。

一

明清时期记载张献忠事迹，影响较大而又流传

至今的著述主要有《明史》《滟滪囊》《蜀难叙略》

《蜀碧》《蜀乱》《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

《荒书》《锦里新编》《绥寇纪略》《圣教入川记》

《五马先生纪年》等，皆清晰地呈现了张献忠在四

川大肆屠杀的历史。随着有关新资料不断发现，如

《五马先生纪年》的发现，尤其是“江口沉银”文物

的出水，学者们把对张献忠以及明清之际四川乃至

中国的社会、军事、经济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新

的高度。张献忠研究在近百年来，一度成为学术热

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阶级

斗争论的影响，学者往往将张献忠作为反抗封建统

治阶级的正义的农民阶级的代表。如谢国桢《农民

起义与张献忠》（《历史研究》1952年第2期）、李

光璧《明末农民大起义》（《历史教学》1954年第11

期）、赵俪生《论明末农民军对货币财富的积累——

“明末农民大起义”分题研究之二》（《文史哲》

1956年第6期）、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陈登原《关于张献

忠“屠戮生民”的辨正》（《西北大学学报》1957

年第3期）、袁庭栋《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

（《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王纲《论张献

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南充师范学院学

报》1980年第3期）等等，均认为《明史》《滟滪

囊》《蜀难叙略》《蜀碧》《蜀乱》《蜀警录》《蜀

龟鉴》《蜀破镜》《荒书》《锦里新编》等史籍的作

者是封建官僚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就是要抹黑张

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改革开放不久，学界开始

集中关注和讨论张献忠“屠蜀”之真伪、杀人的数

目、藏宝等问题，但所持之论，与以往相比，大体未

有改变。如孙祚民《张献忠“屠蜀”考辨》认为“封

建统治阶级所说……都是毫无事实和科学根据”[1]。

谢国桢《略论明代农民起义——与写农民史者商

榷》一文则进而言道：“我认为在一个农民起义中

哪有不杀人之理！哪一朝的帝王何尝不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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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张献忠失败了，地主文人为了献媚清朝，就把肃王入川杀戮之惨，以及川南明末地主武装杨展、武大定等互相杀戮的惨状，都记在张献忠的账上。”[2]之后，张献忠研究相对沉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学界又掀起一阵张献忠研究的热潮。如赵现海《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强调：“目前包括张献忠研究在内的中国农战史研究，迫切需要回归学术本身，严格依据史料，利用多学科的视角方法，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3]彭山江口岷江水道大量金银和宝物逐渐浮出水面之后，万明《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于江口》（《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江玉祥《张献忠藏宝之文献考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李飞《张献忠“沉银埋宝”初步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等文章通过出水文物和历代文献之比对，认为这些文物与一些文献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以上文献的梳理，是对张献忠大西政权覆灭之后数百年间形成的历史、学术问题的逐步释疑。除了上述文献和研究成果之外，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四川达州人唐甄的著作《潜书》中也有关于张献忠的记载，惜罕有学者留意。《潜书》关于张献忠的记载和评价，对于研究张献忠的事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潜书》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唐甄的著作。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号圃亭。其女婿王闻远《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称“先生生于西蜀夔州府之达州”。唐甄生于崇祯三年（1630年），至崇祯七年，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军辗转入川，经由夔州、万州、梁山州，在到达达州时，遭到唐甄祖父、达州守唐自华、舅父李长祥率军抵御。其时唐甄已5岁。崇祯十年，其父唐阶泰中进士，为吴江县令，唐甄8岁，始离开家乡随父宦游。

唐甄在青少年时虽已离开达州，但家乡及整个四川所遭受的张献忠之难，家乡发生的重大变故，不会全然不知。唐甄成年后，距张献忠据蜀时期未远，蜀地的遭遇，不会不有所耳闻并作出判断。所以，唐甄在其著作《潜书》中数次提及家乡达州所遭

遇张献忠之祸的文字，自当成为后人研究张献忠在四川史实的重要参考依据。

唐甄一生仕途不顺，生活困顿，奴仆离散，遂使志气消亡。他对天下之民不能遂其生，甚为伤感，于是将所见所闻，发而为文。“历三十年，累而存之。……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凡四十七篇。”唐甄论治世之文，往往举历朝兴亡事为论据。唐甄对于明之亡国，颇多反思，其《格言》篇自云：“我观两朝之臣，无诱君之术，无取信之实，无定乱之才，无治致之学。”[4]他作为明清易代之臣，所见所感，颇为透彻。他清醒地看到，明末朝廷，大臣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反而互相攻讦，甚至唯恐天下不乱，是明朝败亡的重要原因。唐甄还从崇祯皇帝朱由检身上寻找亡国原因，认为崇祯帝统治的17年，勤于政务，严于律己，清除宦官魏忠贤，可谓贤明之君；而终至于亡国身死，在于不知用人之术。加之崇祯帝个性居高自是而又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待到大祸临头，乱了方寸，以至于滥杀良将。唐甄总结道：“是故人君之患，莫大于自尊，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5]崇祯帝因此最终成为孤家寡人。唐甄对崇祯帝为政得失的分析，非常妥帖，也与《明史·本纪》和《明史·流贼传》的记载多相吻合。

二

《潜书》下篇的治世之文，屡有论及张献忠农民军大肆屠戮的史实。《明鉴》篇云：“当是之时，兵残政虐，重以天灾，民无所逃命，群盗得资之以为乱。”其言国政之弊致使人民流离失所，叛贼因此而兴风作乱。该篇引施邦曜言：“今日盗贼所至，百姓非降则逃，良由贪吏失民心也。”[6]施氏之语，亦足见当时明廷之危局，大有一触即溃之势。崇祯十一年（1638年），崇祯帝召廷臣问御寇之策，左庶子马世奇言：“闯、献二贼，除献易，除闯难，人心畏献而附闯。非附闯也，苦兵也。”[7]唐甄《明鉴》引马世奇语，文字略有出入，其意则完全相同。据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张献忠的队伍与李自成的队伍在自律方面是大相径庭的。其时国家连年用兵，耗费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