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1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美国建议稿中的药品知识产权条款大大突破了TRIPS的最低水平,对药品知识产权的所有核心环节进行了全面整合,大有对全球药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重新设制之意。

尽管该建议稿也包含了一些公共健康条款,但整体而言,存在严重的失衡。

若要消解现有文本对公共健康的巨大压力,需克服一定困难与障碍。

于我国而言,TPP提供了借助FTAs选择性植入某些规则,推进秩序转变的范例。

我国应基于TRIPS实施近二十年来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社会情况以及自身情况的改变,合理评估相关条款的风险,于适当时机,择合适路径,参与新一轮规则的制定。

2 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给人类的生命健康亮起红灯,同时也再次引起学术界对的问题,而且更会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许多层面。

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则不能确立科学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和方式。

本文在考察国际社会实践和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思想以及法律制度等多重角度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由此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法律途径。

3 WTO建立的TRIPS协议将包括药品在内的一切发明都纳入可以给予专利保护的范围,这使发展中国家在解决本国因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引起的公共健康问题时,和发达国家相关药品的专利保护之间产生冲突。

从当前全球的公共健康现状出发,运用人权和"价值平衡"理论对此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4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专利权人在一定期限内对其发明享有排他性的专有权,专利权与生命健康权之间常常出现冲突。

要实现专利权与健康权之间的协调,就必须贯彻法益优先保护和利益衡平原则,对违背5 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在《维多利亚主义的终结》里提到的：美国鼓励贸易，但反对竞争；追求的是维持对自己有利的经济秩序，但在做法上是”我的美元，你的问题“。

TPP 谈判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公共卫生组织强烈反对美国要求对药品拥有12年专有权力的条款，最后下降到5年，就是一个例子。

这还是美国退让的结果。

但美国退让得多了，如何在被利益集团把持的国会那里过关？TPP即使批准了，在实施中的扯皮也会不断，NAFTA中木材、牛肉问题就是先例。

TPP框架下的药品专利保护争议直到目前为止，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泛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谈判和协议草案，依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在最近进行的美日TPP磋商中，甚至日本的国会议员们也不能阅读最新的草案文本，这就更加给TPP草案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事实上，维基解密曾于2014年10月16日，刊载了TPP知识产权专章（IP专章），该章节系当年5月在越南胡志明市由TPP各参与国集体磋商的结果，也是迄今外部能够得到的唯一关于TPP草案的（部分）文本。

与2013年8月的披露版本相比，2014版的TPP知识产权专章被认为是更加“药厂友好型”的。

它将《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公约》（TRIPS）当中关于强行仿制和政府使用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拯救生命的药物，如癌症、艾滋病、结核和丙肝药物等）进行了压缩和删除，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获得这些药物的可及性，同时大大增强了跨国药企的产业垄断能力。

该文本的条款还要求缔约国对已经授予的专利的产品的新用途和新的使用方法授予专利（无需进行任何新的研发），这意味着着缔约国将允许对根本没有创新价值的发明授予专利，并将大大推迟了发展中国家急需的仿制药物上市的时间。

甚至在TPP知识产权议题上紧跟美国的澳洲政府也承认：“政府自然将会对推迟仿制药上市，或者在本区域内增加发展中国家药物使用成本的建议产生担忧。

因为这会减少对发展中国家药品和疫苗的资助，影响其医疗可及性”。

一些研究者们认为，这一IP专章的内容，大大超出了WTO的TRIPS条款的相关规定，并以步步为营的手法，将美国所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其他自由贸易区协定（Free Trade Area，FTA）中已经加入的对药厂进行保护的严格条款，整合到一个更高的保护水平。

1995年，《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生效，其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对药品的专利进行最低20年的保护。

但从那以后，TRIPS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得到了不断的扩张和加强，由此被称为“TRIPS加强条款”或“超TRIPS条款”（TRIPS-plus provisions）。

在这些条款中，对于药品的专利保护尤其得到了特殊关照，从而阻碍了这些药物的仿制药版本进入发展中国家。

虽然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不球的新型的、公平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已经构成严重阻碍。

这一点在最近发生的丙肝药物问题上，得到了再一次的印证。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跨国药物巨头吉利德公司制造的丙肝药物索菲布韦（Sofosbuvir），其在英国的售价高达24周疗程70000美元，而在美国则售价84000美元（十二周疗程）或每一粒药卖到1000美元。

在全球上市仅仅一年，就赚取100亿美元。

吉利德在全球采取分而治之、待价而沽的的销售策略，通过自愿许可向包括印度在的91个国家进行低价销售，但患者需要登记并用吃完的空瓶去制定地点换取新药。

在这91个国家中，不包括俄罗斯、巴西以及中国在内的中等及以上收入国家，而中国的丙肝患者约占全球1800万患者的一半。

这意味着吉利德试图最大限度地通过这些市场攫取利润，并阻止患者跨国购药。

吉利德的做法引发了极大争议，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因为价格太高而暂停了购药，西班牙政府也表示高度关注，印度则干脆于今年1月驳回了吉利德的就该药提出的专利申请，为本土药厂生产低价的防治药物铺平了道路。

吉利德的全球销售战略，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病患、发展中国家和非专利药国家政府及纳税人，以及全球的保险企业都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

这一策略，实际上正在通过全球药企巨大的政策影响力，被写入TPP的IP专章，如果得以通过，全球的公共卫生和国家策略都将被迫转变，其后果和影响力，应当说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再以越南为例，最新的研究估算越南仅在艾滋病上的花费是每个病患304美元，该国目前的艾滋病治疗总预算是2500万美元，可覆盖68%的该国病患。

如果越南利用TRIPS协议规定的弹性条款去生产仿制药物，成本会降到每人252美元，其预算就可以覆盖82%的病患。

而一旦TPP的知识产权专章得以通过，则每个人的成本会迅速涨到501美元，其当前预算只能覆盖30%的病患，从而大大增加了国库负担。

过度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穷国，而且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并会大大增加这些国家在技术上对富国的依赖，从而长久地沦为政治附庸，而且会严重妨碍对全球疾病蔓延（例如艾滋病、流感大流行等）的预防和控制。

具体来说，TPP的IP专章所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专利期延伸。

通过弱化对专利申请中“不合理的延迟”的正当性解释的要求，加强了药厂在申请延长专利保护期的能力，并阻碍仿制药进入市场；二、数据保护。

药品监管者将因为数据保护的规定而无法依据现有的临床数据授予仿制药市场准入。

仿制药厂商面临尴尬，他们必须重新进行药品临床实验，但这些试验已经在原研药上市时进行过了，从而构成成本上的浪费（仿制药比较便宜，所以药品临床实验将让仿制药成本大增），更重要的是，仿制药厂可能无法再行临床试验，因为对患者已经进行过了新疗法的临床试验，就同一治疗重复进行临床实验可能涉及伦理问题。

IP专章中还规定数据保护适用于旧药用于新用途的情况。

三、生物制品，包括血制品、基因疗法、疫苗等等。

生物制品比（化学）合成药品更难以证明药品的等效性，因而历史上很少有生物制品的仿制药竞争，但美国的药监局2015年3月已经批准了第一例生物制品的仿制物，为生物药的仿制药打开了大门。

但问题在于美国在TPP中推行和国内法一样的为期12年的数据保护期，这实际上提前阻止了针对生物制品的仿制药竞争，因为全球范围内而言，生物制药这一市场本身还远远没有成熟，美国在这一市场上的技术则遥遥领先。

四、可专利性范围。

IP专章的一些条款建议扩大可被授予专利的发明的范围，将动植物包括进来，而依据TRIPS协定，这些类别是被明文排除在外的。

更重要的是，该文本规定各国应该为“对任何已知产品的新的用途或者新的使用方法”提供专利保护。

这就是跨国药企，将现有产品从各个方向连续注册专利，从而形成事实上的专利“永续”状态。

这等于说，药品的效果其实没啥变化，但换个头面，就可以当新药使用了，这实际上是企图对市场进行永续霸占。

正如联合国身体和精神健康权利总报告人、印度大律师阿南德.格茹瓦（Anand Grover）所警告的，迫使发展中国家去接受严格限制其药物获得能力的国际贸易协定，是对健康权的侵犯。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形成了一种错觉，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好的”。

毫无疑问，对知识产权的充分保障，可以有效为创新提供激励，保障发明创造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为我国通过科技进步和科教兴国，成为社会主义创新国家奠定基础。

但问题在于，任何权利的保障，都需要有一个“边界”，对知识产权的保障边界，一是经济的，二是伦理的，超出边界，就会形成过度保障，反而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在我们的决策中往往被忽略，尤其是涉及药物问题时。

法系统就有权干预，使得市场恢复秩序（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克石油公司因垄断美国市场被拆分为七个石油公司就是一个经典证明）。

进而，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产业，其存在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使得有识之士有用武之地，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乘机垄断市场，并通过规则的制定权，让后来者没有发展壮大的机会，并进而损害到消费者利益。

在药品生产领域尤其如此，药物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人们可以少买一件昂贵的时装，但在重病之际，却可能不得不倾家荡产去购买治病良药，因为这时病人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就涉及一个国际贸易中严肃的伦理问题，即在药厂的利润和病人的生命权利间，如何进行平衡。

一些人辩称，如果限制药厂利润，就损害了创新，实际上，大多数的创新药物，是科学家们在大学和国立的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药厂往往会“买断”其使用权利，并进而通过市场化获取规模利润，如中国科学家发明的疟疾药物青蒿素的专利权就卖给了瑞士药企诺华公司，而著名的抗癌药物格列卫是以20世纪60年代宾州大学医学院几位研究者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力推的TPP战略，尤其是其中的知识产权战略，在美国国内也充满争议。

代表大公司大企业利益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们持支持态度，但许多民主党国会议员则不赞成。

颇有影响力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就于今年年初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这不是个党派问题，……唯一的赢家只能是跨国公司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