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性格

齐鲁文化性格

郭秀平

齐鲁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大花园中争奇斗艳的一朵，在中国文化地图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位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个性特点鲜明的文化性格。齐鲁文化性格是生活在齐鲁文化区域内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带倾向性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是深层次的历史积淀。国学大师钱穆在《论中国历史精神》一文中指出：“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探究山东人的文化性格，我们不仅可以从中领悟到内蕴深厚的齐鲁文化，亦可从中探询中国文化的精神。

对于齐鲁文化性格，教育家张天麟在《论山东人的性格》一书中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如果说孔子的道德是山东人的内心信仰，那么“梁山泊的好汉”则是他们的外在言行。这难免给人以神秘和困惑，同在这一方土地上，为什么既产生了温恭俭让、一团和气的孔子及儒家文化，又产生了打家劫舍、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为什么历史上的山东既是农民起义的高发地区，又是文化名人的辈出之地呢？山东人的血脉里，为什么一直流淌着两种迥异的传统呢？

解开这个迷团，必须追溯山东的历史。山东最早的居民是东夷人，东夷人在山东创造了文明程度很高而又具有独立系统、独立风格的东夷文化。甲骨文的

“夷”字写为“”，乃一身材魁梧的大汉在腰部佩带一张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由此可推断东夷人乃身材高大、善弯弓射猎的部族。《后汉书.东夷传》中说东夷人“喜饮酒”、“善歌舞”，乃豪放之人。东夷人又民风素强，夏、商经常征讨东夷，牧野之战时商军主力正在征讨东夷，“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周公东征主要征的也是东夷人。东夷人同时又好仁尚礼，古时“夷”、“仁”两字同音同形即是证明。东夷文化为后世山东文化性格的形成注入了最早的文化基因。

西周建立后，在山东地区封功臣姜尚为齐侯，封周公的儿子伯禽做鲁侯。齐、

鲁建国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东夷人的性格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孔子就分析了齐、鲁两种文化的不同，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里的知者，是指齐文化属于智者型；仁者，是指鲁文化属于仁者型。齐文化是沿海文化类型，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像梁启超所说类似希腊；鲁文化则是大陆文化类型，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如梁启超所说类似罗马。朱熹对此的解释是：“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论语集注．雍也》）

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齐、鲁文化的接触机会很多，虽然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但同时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孔子曾抱着改造齐学的愿望去见齐景公，希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但受到了当时齐学代表人物晏子的坚决抵制而归于失败。后世的孟子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来到齐国，居留的时间相当长，据钱穆先生推算，孟子第一次游齐“至少亦得十八年”。长期的居齐，孟子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齐学的影响，他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的思想，与齐学代表人物管子的思想惊人的一致。而《荀子》一书则是典型的齐学与鲁学相融合的产物。

秦始皇一统天下，齐、鲁为郡县，齐、鲁文化的融合，已是势在必然。融合的最终结果是齐文化逐渐认同于鲁文化，古人谓之曰“易青齐为邹鲁”。最终完成齐、鲁文化融合的是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董仲舒所说儒术，已不是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中的儒学，而是吸收了许多齐文化因素重新熔铸起来的儒学，是一种以鲁文化为主体，以齐文化为辅翼的文化体系，即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说的：“仁智合一”的文化体系。至此，作为同一条母根上孕育出来的两枝风格迥异的文化奇葩齐文化和鲁文化，终于走上了融合，形成了齐鲁文化。所以，齐鲁文化中既包含着“王政”又夹杂着“霸道”，是“王政”与“霸道”的对立统一。所以，山东文化性格中既有“诚实、忠信、尚义、俭约、谨慎”的鲁文化特点，又有“刚烈、粗犷、豪放、好客’的齐文化成分。

文化性格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与文化的趋同是不可能一蹴而就。齐、

鲁文化融合后，齐鲁文化性格的又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八百多年，直到隋末唐初才基本完成。

对于齐鲁文化性格的特点，张天麟先生在《论山东人的性格》一文中指出：“山东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长子，我们知道凡是父亲的长子多数厚道而幼子则多聪明。唯其他是长子，所以他不免失之于过于厚道。他看到他底老子创业不易，所以多俭朴而吃苦。因此，他也不免失之过于守成。然而，如果没有他的秉性忠厚，担当一切；如果没有他的吃苦耐劳，保守祖业；以及没有他底卓识远见乃可任重道远，那么这个家庭早支持不住了。”张先生在这里指出了山东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敦厚、尚礼、节俭、坚守传统。《隋书．地理志》载，山东“其民性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人性多敦厚”。山东人引以为荣的“齐鲁礼仪之邦”的说法，虽然最早正式出现于元朝人于钦的《齐乘》，但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早就指出了齐鲁之民“尚礼仪，重廉耻”的特点。山东人崇尚节俭的习俗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记载，“鲁人俗俭啬”。山东人的节俭之风一直不衰，谚云：“山东人好存粮，山西人好盖房”。但是，山东人的节俭乃自我克俭，对亲朋邻里又极为慷慨大方，尤其好客。山东人又是坚守传统的，比如语言，山东人是绝不会忘记自己的“方言”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自己的根。诗人臧克家晚年回故乡时，山东话仍然十分标准；学者季羡林精通十种语言，但仍改不了山东腔；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尽管英语说的十分标准、流利，但汉语却是浓重的山东话。

杨念慈先生在《故乡的民性》一文用四个字总结了山东人的性格，即“朴、拙、古、硬”。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和左丘明都是山东人，“巧言、令色、足恭”不光他们耻之，山东人大都耻之。所以山东人往往拙于言辞，不善表达，并十分反感嘴上功夫。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又大多生就一幅憨厚的面孔，往往显得不太“伶俐”。加之在小的地方肯吃亏，往往被过于“聪明”的人视为“呆笨”。

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在《山东人与山东》一文中总结了山东人的三个特性“勇”、“直”、“硬骨头”。山东人以勇著称，固然受《响马传》、《水浒传》等侠义小说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山东人身上有古代遗传下来的刚烈尚武的“齐文化基因”。学者李新泰在《齐文化大观》一书中指出：“齐国崇武尚勇，堪称诸